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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历史文化(续篇邑境史话部分)
来源:  发布日期: 2016-02-29  访问量: 
唐朝时期日本僧人记载宜陵轶事
 
    宜陵,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早在汉时,就已设立“东陵亭”,  “筑亭驻兵,以伺盗寇”。唐时又设置了“宜陵馆”,以接待中外客人。可见,最迟在唐代,宜陵就是扬州治下的一个重镇了。
    圆仁和尚(794-864)俗姓壬王氏,号觉慈大师,日本下野(今枥木县)人。9岁时就学于鉴真大师的三传弟子广智,1 5岁时师从日本天台宗(佛教)创始人最澄大师,45岁(838,唐文宗开成三年)时奉命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团西渡入唐,到扬州等地参谒名师,求得佛教经论、章疏、传记后归返故土,最终成为日本天台宗的第三代座主。他用古汉语写下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4卷),记录了在大唐9年零7个月内的全部经历。
    汉时,吴王濞开茱萸沟,自茱萸湾经宜陵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凿河通道运盐”,是“煮海为利”的商业需要;隋时,开山阳河,在江都境内的东西段依运盐河“开而深广之”,是灭陈的军事需要;唐时,运盐河是扬州出海以及从海上西渡人唐的通道。除了圆仁一行从海陵白湖镇登岸,经如皋、海陵、宜陵到扬州外,据史籍载,同时代的新罗遣唐使团及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等,也都是从扬子江海口登陆,再从如皋、海陵、宜陵经过江都境地到达扬州的。显然,此时宜陵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了。
    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中记载:承和五年“七月廿四日……申时到宜陵馆,此是侍供往还官客之人处。依准,判官藤原贞敏卒尔下痢,诸船于此馆前停宿。两僧下船,看问病者,登时归船。闻第四舶判官不忍汤水,下船居白水郎宅,未举国信物。舶悉破裂,但公私之物无异损,依无迎船,不得运上”。“廿五日寅时,发去,人人患痢,行船不一准,先行之船,留为后番,后行之人,进在前路。自海陵县去宜陵馆五十里余,去州六十五里。”
    宜陵地处运盐河畔,又与海陵县交界,是古时从东路到扬州的必经之地。唐朝富甲天下的商业中心扬州曾在这里设立“宜陵馆”,用来接待到访的官吏、商贾和外国友人,为他们提供食、住、行的方便。圆仁所在的第十八次日本遣唐使团共有4艘船舶、650多人,自然也在宜陵馆前停宿。圆仁在行记中还写到了运盐河中的壮观:  “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与这源源不绝的商流和客流相匹配,宜陵馆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接待能力,宜陵的繁盛与兴旺亦不难想见。
    圆仁所在遣唐使团第四船上的判官“不忍汤水”,病情较为严重,在“未举国信物”的情况下,就直接下船“居白水郎宅”,以接受乡民家庭式的照顾与服务。其时,宜陵民众对于外国友人来访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能够热情、友好地为他们提供生活接待,不乏泱泱大国国民的风范。
圆仁和尚在此文中还提到与宜陵有关的两处胜迹。
一是仙宫观。圆仁写道:“廿五日巳时,到仙宫观,直行不休。”仙宫观,据唐朝怀素和尚在贞元九年(793)写的《东陵圣母碑》记述:由于东陵圣母杜姜“灵验有答”,影响不断扩大,  “康帝(343-344)以为中兴之瑞,诏于其所,置仙官观,庆殊祥也。”汉明帝五年(62)建于杜姜墓旁的圣母祠,在东晋康帝时曾迁至仙官观内。仙宫观一度成为官立的“东陵圣母祠”,后于隋时该祠才又东迁。
一是白塔寺。圆仁写道:  “九月廿一日,  (白)塔寺老僧宿神玩和尚,来相看慰问”,十一月“廿九日,天晴。扬州有四十余寺。……法进僧都,本住白塔寺。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选矣。惠云法师亦白塔寺僧也。”位于宜陵的白塔寺,是当时扬州的一座古刹名寺,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其藏书将10万轴,唐时大文学家李善在此批注《文选》。白塔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不少名僧、高僧。法进、惠云均为白塔寺僧,后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都成了该国国宝级的一代名僧(详见《江都历史文化<下篇>》.《白塔寺怀古》)。圆仁和尚这次来扬州,白塔寺老僧宿神玩专门去探望了他们一行。在悠悠岁月中,白塔寺僧与日本僧人之间始终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宜陵也成了中日文化与唐日佛教交流的见证者。(朱毓麒)
 
 
大石湖畔名人贤臣留美名
 
在宜陵东偏南的方向,原有一座湖泊,日“大石湖”。
古时,长江口在镇、扬之间,东边就是茫茫海域。在长江北岸的海滨,有三处高阜:广陵、东陵与海陵。广陵是广袤的丘陵、土冈,东陵指陆地东端的高地,海陵则为其地高阜而又傍海。
长江常年裹挟大量泥沙人海,受流速减缓与海潮抵托的影响,使泥沙层层积淀,海滩不断增高,终至淤垫成陆,将广陵、东陵、海陵这三块高阜连成一片,迤逦渐平,变为荒原。东陵成了东原,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东陵东南的海滩,原本是一片呈釜形的凹陷。随着滩涂日拓月广,海岸线东展外伸,加之水道浅狭处的淤塞,海滩被封闭成一个与外海隔开的泻湖。在流水与雨水的经年灌注下,泻湖水的淡性叠存,咸性渐失,便形成了后来的大石湖。据《太平寰宇记))“广陵目”载:  “东过茱萸湾……至大石湖……人海陵界”。又据《扬州府志》载:  “大石湖在城东北四十五里。1日传湖中有石隐约见水中,故名。亦日岱石湖、棹石湖。”
大石湖作为扬州东乡、江都河南的一大湖泊,千百年来不仅润泽滋养了江都一方百姓,而且留下了名人贤臣的遗踪。
张纲(98-143),字文纪,四川彭山人。东汉顺帝阳嘉、永和年间,广陵人张婴在张网沟一带构筑营垒,聚众起义,其势力活跃在江淮之间,长达10年之久。为消除隐患,朝廷于汉安元年(142)派张纲出任广陵太守,令其招安张婴。
张纲不似前任太守“多求兵马”围剿,而是以怀柔为重,“独单车之职”,“乃将吏卒十余人”,  “以书喻婴,请与相见”。张婴为其宽大的政策、至诚的行动与人格魅力所感召,便率众归顺。张纲在“散遣部众,任从听之”以后,又“亲为卜居宅、相田畴”,济惠百姓,劝耕农桑,并亲自察地形、考水势,从东陵村西4里的大石湖开沟引水灌溉,民利之,安心解甲归田。人们感念张纲恩德,便呼此渠为“张公渠”,又称其为“张王沟”、  “张纲沟”。从此,  “人情悦服,南州晏然”。第二年,张纲病逝,人们背土为坟,并建太守祠以祀。
罗适,字正之,浙江台州宁海人。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罗适任江都令,他经常外出郊野,访贫问苦。在民间调查中,罗适发现当地百姓深受水害,于是一面向老农询问详情,一面请教对兴修水利有丰富经验的苏轼,然后着手改造、复浚大石湖,并引湖水灌溉农田1000余顷,当年农业获得丰收,收成倍翻。后来,罗适便籽大石湖改名为“元丰湖”,一是因为当时正值宋元丰年间,一是因为正是湖水带来了丰收。
罗适兴修水利的消息一经传开,百姓纷至沓来,主动要求罗适带领他们改造陂塘沟渠。罗适应百姓之需,每每亲临指导,筑大堤防潮,疏水泽人江,兴建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55处,灌溉农田6000余顷,使江都水患基本消除,五谷连年丰收。在罗适离任时,百姓感颂其功德,专门在邵伯为其建了生祠,并请大文学家秦观写了《罗君生祠记》。
陵、湖之胜,难经沧桑之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石湖最终还是逐渐淤塞,被分割成湖荡、沼泽与湿地,被百姓叫做“小湖”、  “西湖”、  “张家荡”、  “伍家荡”、  “花家荡”等,直至消失、湮灭,成为陆地。曾经发生在大石湖畔的那些名人贤臣的故事,仍然在时间长河中流淌。(朱毓麒)
 
 
古人笔下邵伯湖
邵伯湖,东倚邵伯古镇,亦名“棠湖”,古属三十六陂。唐宋以前,扬州至淮安一线,有三十六座湖泊连绵不断,诗云“三十六陂帆落尽,只留一片好湖光。”古代邵伯湖“官柳长堤,临湖古寺。湖上轻舟,波光潋滟。雪中土岗,山茶烂红。藕花香里,红襦彩叶。”一派如诗如画的湖乡风貌。
东晋太傅谢安被排挤到广陵时,曾在邵伯这个地方筑坝车水,许多诗人描述邵伯的诗篇中,都提到谢安的功绩。北宋高邮人秦观,经常往来高邮、扬州之间,一首《还自广陵》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绪:  “南北悠悠三十年,谢公遗埭故依然。欲寻旧事无人共,卧听钟鱼古诗边。”明初江西南昌人胡俨(明国子监祭酒)经邵伯,面对绿野平川、湖光水色,勾起他对谢安的思念,在《邵伯坝》-诗中作了这样的描写:
“邵伯津头江水斜,茅茨竹里有人家。当年谢傅甘棠树,今日春风野草花。渺渺湖田草半青,鹭鸶风里立亭亭。忽惊船上金茄法,飞过春山点画屏。”清乾隆帝南巡途经邵伯,甚为称赞当年谢安筑埭之举,在《邵伯湖》-诗中写道:  “东西南北四湖通,谢傅遗休拟召工。我适乘舟轻泽园,修防宜蓄虑何穷。”
    邵伯湖是江都自然风光绝佳处。临河大堤柳树摇曳,水杉高立。平湖帆影点点,鸥鸟翻飞。明代江都瓜州人赵鹤(明弘治年间进士、金华知府)客游邵伯湖,一首《过邵伯湖》诗,可谓是一幅对农民渔夫生活的素描:  “湖口人家住处幽,桃花溪下晚驱牛。水耕谁信为农苦,春望何妨作客游。落日波声侵短竹,平沙风色带眠鸥。送行最爱长堤柳,直到官河绿未休。”清嘉定人乾隆进士、  “吴中七子”之冠的钱大昕过邵伯湖也曾有诗云:  “泽国微茫长绿芜,薄游踪迹感羁孤。疏钟夜火盂城驿,官柳长堤邵伯湖。住日漂流悲雁户,只今村落足鱼租。波光面面清于镜,得似沙鸥稳宿无?”诗中记述了水灾的危害,抒发了对灾区百姓的深切同情。
古人笔下的邵伯湖之夜则是另一番景色。清初江都著名诗人殷誉庆离邵伯归扬州途中,在《邵伯夜归》-诗中描写了湖上夜境:  “暝色乱晴空,炊烟处处同。水摇双采月,岸转一旗风。沙鸟数丛白,鱼灯几点红。香醪沽正美,归棹莫匆匆。”
此外,明代大学士李东阳的《夜过邵伯湖》、东阁大学士于慎行的《邵伯湖夕泊》、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的《邵伯舟中》、邵伯人国子监谢垫的《舟泊湖上》等诗作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读后使人陶冶与享受。如今,虽不能见到古之邵伯湖的形貌,但置身于湖光水色之中,面对堤边绿柳成荫、湖面轾帆如叶的美景,定能从古人的诗中领略到自然景观的风韵。    (张剑鸣据张允生《古诗中的邵伯湖》)
 
 
 
文天祥忧思过邵伯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理宗宝祜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后任刑部郎官,知瑞、赣等州。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著有《文山集》。
    德祜元年(1275)元军南下,南宋小朝廷如惊弓之鸟,不知所措。当时任地方官的文天祥,自捐家产,组织义军万余入卫临安(今杭州)勤王。翌年,他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赴元营谈判,正义凛然,慷慨陈词,毫无卑颜屈膝之色。元军将他扣留,强行押送北上,于德祜二年(1276)二月十九日到达京口(今镇江)。
二月末的一天,文天祥及其幕客杜浒等1 1人乘元军看守麻痹,连夜从京口脱身北渡真洲(今仪征)。当时江淮一带名义上仍属南宋,真洲安抚使苗再成感佩文相,建议他联络江淮之师,从侧后反攻,则元军必败。而扬州制置使李庭芝却听信所谓文天祥降元的谣言,竟下令要斩杀文相。真州守将左右为难,无奈只好告之实情,并礼送文相出城,北上赴淮。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文天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可谓百感交集,有口难辩。他只得忍辱辞行,日夜兼程,一路东行,途经扬州,于同年三月初四天明时到达邵伯镇高蓬村。
眼看不能冉冒险前行了,为了隐蔽和休息,文天祥带着众人来到附近一个积满了马粪的土围子。他们早已体力不支,身心交瘁,什么也顾不得了,扒开马粪,用衣服摊地,和衣而卧。此时,一队元军骑兵从土围子后面走过,马足踏地声,箭筒撞击声,声声入耳,分外清晰。众人屏住呼吸,紧贴壁根,唯恐被发现。正在这危急之中,突然间风雨大作,元军迅即离去,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中午过后,众人发现不远处有座古庙,挨到黄昏时分,待外出寻找粮食的人都回来了,方进入庙中。在一老女乞的帮助下,他们勉强弄了一点吃的,住了下来。
此时,文天祥心头思绪万千。回想这几天一路走来,昔日繁华的古镇历经战火,已是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就连那运河也变成了细流,失却了往昔的活力。如今面对敌人的追逼,同僚的误解,山河的残破,身世的沉浮,不由得追昔抚今,思深忧远,油然吟出《过邵伯埭》-诗来:  “今朝车马地,昔日战争场。我有扬州鹤,谁存邵伯棠。一湾流水小,数亩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断夕阳。”诗中既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又有壮志难酬的怅恨;既有中兴南宋的信念,更有誓死抗争的决心,读来令人感慨潸然。
是夜,文天祥体力严重透支,实在走不动了,众人只能用箩筐抬着他前行。在过路樵夫的帮助下,文天祥等行至高邮.乘船东达泰州,再辗转从通州取海道入闽。文天祥与张士杰、陆秀夫等汇合,坚持抗元,后失利被俘,拒绝投降,于至元二十年(1283) -月九日英勇就义。
过邵伯镇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正如文天祥后来在《指南录后序》中所写的那样:  “其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 “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究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
然而,即使这样,文天祥仍矢志不移,  “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以厉鬼以击贼”,表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他的《过邵伯埭》诗也与其一同为世人所传诵。(海流正熙)
 
明时朝鲜官员崔溥记录邵伯域情
 
崔溥(1454-1504),字渊源,号锦南,朝鲜官员,全罗道罗州人。24岁中进士第三名,29岁中文科乙科第一名。朝成宗十九年(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任弘交馆副校理(五品官员),次年(1488)任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
成宗二十年(1488)正月三十日,崔溥渡海回家奔丧,遭遇海难,漂流14天后,与同船的从吏、护军、仆人、水手等42人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境(今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获救。开始,他们被疑为倭寇,排除嫌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先由浙东走陆路到杭州,再从杭州经运河抵北京,受到弘治皇帝接见,又走陆路从鸭绿江返回朝鲜。
崔溥在中国一共逗留135天,行程4000余公里,成了明代行经京杭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由于事地人物皆属新鲜,他便处处留意,细细观察,心记笔录。回国后用汉文以日记体形式写成54000余字的《漂海录》,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行踪所至,观察所得。其内容之广泛,行文之优美,均属难得,成为研究明代弘治初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民俗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据《漂海录》记载,崔溥从二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六日,沿驿行止食宿,途经扬州域地:
二月二十=日,至广陵驿,是日睛……驿北一里,即扬州府城池,城中有府治及扬州卫,江都县治,两淮运盐司……
二月二十三日,过扬州府,是日雨。朝,发广陵驿,过扬州府城。府即旧隋江都之地,江左大镇……沿河而东而北,过……湾头关荒(王)庙,凤凰桥,墩淮子河铺,河泊八塔铺,第五浅铺,税课局,四里铺,邵伯宝公寺,迎恩门,所过有闸二座至邵伯驿,驿北有邵伯大湖,棹傍湖边二、三里许,至邵伯递运所。因水涨风乱,不得夜过湖,故经宿焉。
二十四日,至盂城驿,是日晴。自邵伯递运所沿邵伯湖新塘,过邵伯巡检司,邵伯镇,马家渡铺,三沟铺,腰铺,露筋烈女祠,露筋铺,王琴铺,八里铺。新塘石筑,长可三十余里,又沿新开湖,夜二更到盂城驿。
二十五日,过高邮州,是日阴。……鸡报时,发盂城驿……邗沟,一名寒江,回抱南北水路之要冲……盖夏禹时,江淮未通,故《禹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至吴王夫差始开邗沟,隋人广之,舟楫始通矣。
在崔溥的《漂海录》中,还涉及了以下内容:
明代邵伯沿运一线的邮驿机构与管理机构。马驿、递运所、急递铺是明代三大邮驿机构,其中,“驿”是递送公文的人或往来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驿站,“所”是递运官方物资及军需品的处所,“铺”是负责沿途递送公文、信函的铺合,其规模与取能比驿站小。凡大事遣使驰驿,小事文书则由铺吏传递。在江都邵伯运河沿线,设有一驿——邵伯驿,一所——邵伯递运所,五铺——四里铺、马家渡铺、三沟铺、腰铺、露筋铺。另设一司,即邵迫巡检司。巡检司一般设于关津要地,属州、县管辖,并配有相当数量的弓兵,是掌管缉捕盗贼、盘诘奸伪、打击走私的官署。
这些驿、所、铺、司的记载,比现存最早的万历《江都县志》还早100多年,且更为详实。另据《漂海录》载,  “铺之相距或十里,或二三十里,自扬州后,水边又设浅,或六七里。”从中可以基本确定明代邵伯沿运一线铺、所、驿、司的大体方位及从扬州至邵伯沿运河航行的走向。
邵伯境内运河的堤坝堰闸等工程设施。明时,邵伯闸已是上下两闸的双斗门闸,邵伯新塘至高邮之间的湖堤已为石堤,长约30多里。船经运河过邵伯湖时,因水涨风乱,不得夜航,抵达新塘石堤后,可沿新开湖至高邮。
沿运的寺庙等建筑。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宝公寺、露筋烈女祠外,尚有一处迎恩门的古迹。
崔溥沿运北上,未入城观光,对沿运集镇的人文景观记载较少。但在记行之末,他也概述了中国南北风俗的异同,可一窥扬州、邵伯等地民风。如:大江以南“闾阎朴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船舻相接”,珠玉金银之产、农副产品之富“甲于天下”。江之北“若扬州、淮安……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其第宅,则江南盖以瓦,江北草屋矮小者殆始其半”;  “江北如扬州等她,起坟茔或于江边或田畔里间之中”; “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闱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  “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日:我不识字”等,读来亦令人兴趣盎然。(朱玉其)
 
 
王士祯诗咏宜陵
 
古典诗人中,在扬州居住时间长,又留下相当数量有影响诗篇的,当数晚唐的杜牧与清初的王士祯。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王士祯的“绿杨城郭是扬州”,皆已成为扬州形象的经典代言。王士祯虽为后来者,但他的“扬州诗歌”与杜牧相比,还呈现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他的诗笔不仅关注着“绿杨城郭”,同时还精美地描绘了扬州四乡八里的风土人情与独特风光,写于仪征的“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写于邵伯路筋的“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写于东乡宜陵的“千家渔火乱,两岸候虫啾”,都是令人难忘的佳句。
清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祯赴任扬州推官,5年后调任京职。王士祯的5年扬州岁月,是他的诗艺的成熟期,诗名的彰显期。王士祯不是一个书斋型的文化官员,他交游广泛,形迹丰富。在渔洋诗话中所记遍及各行业,有木工、衣匠、担者、锄者、僧人、闺秀,甚至乞丐等,这一切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给他带来了大量的创作灵感。宜陵,作为当时扬州东乡的文化名镇、商业重镇、交通要冲,自然不会略过王士祯的视线。
“向晚宜陵渡,孤舟踏暝流。千家渔火乱,两岸候虫啾。何处官人墓,常怀帝子楼。客愁兼吊古,今夜广陵秋。”  (王士祯.《过宜陵》)关于这首五律的具体创作时间,虽无明确标注,但应写于王士祯的扬州任职期间。由诗题《过宜陵》可知,这首诗是王士祯出使途中,路过宜陵之作。诗中所描写的,是宜陵的西北郊姜家沟、山阳河一带的风光,由此处得名的“山阳渔火”,为宜陵历史上著名的“十景”之一。  《宜陵镇志》对这一带有如此描述:“是渔民集中之地,故称渔村。一幢幢茅屋,隐于丛林中,沿姜家沟、山阳河,傍岸而居。此地鱼源甚丰,又盛产银鱼,为富有者待客必备之美味……网舞翩翩,波光闪闪,一派渔家风光。”
“向晚宜陵渡,孤舟踏暝流”。暮色缓缓降临的时候,诗人出使的舟刚好经过宜陵;舟下的流水,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渐渐淡出视线,与夜色融为一体。寥廓的天地间,只有诗人与他的孤舟在看不见的河流上随波起伏,仿佛凌虚踏着步子。就在诗人与他的孤舟将为夜色所笼罩的时候,前方忽然出现开阔的视野:  “千家渔火乱,两岸候虫啾”。无数的渔火,在逶迤的河面上闪烁,并倒映水中,随着水波的起伏而摇曳,变幻,交织。诗人的耳畔也随即响起随季节变更而降临的虫鸣,透过夜凉与水声,显得真切而又遥远,清晰而又恍惚。诗人的舟已穿越了“千家渔火乱”的场景,它又被虫鸣扶古老的宜陵水道,引入了另一条更为深邃的时间与历史的河流。诗人很自然地转向了对宜陵的历史与遗迹的怀思。
“何处官人墓,常怀帝子楼”。宜陵是古镇,早在《尚书·禹贡》、  《后汉书·郡国志》等书中就有记载。初名为“青草塥”、  “东原”,汉时有女杰杜姜御海盗献身于此,在其墓旁筑祠以祭,遂易称“东陵”。延至隋时,隋炀帝杨广下扬州,有宠姬宜妃薨葬于此,便又将“东陵”更名为“宜陵”。待王士祯过宜陵时,在千年风吹雨打之下,宜妃墓想已颓败难辨,以至于诗人生出“何处官人墓”的感叹。至于“帝子楼”,应是指隋炀帝在扬州所建的供其淫乐的“迷楼”。隋炀帝在迷楼的荒淫中,迷失了自己,断送了江山,令一代代诗人生发无限感慨。王士祯既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颇有政声的官员,他的这种“忧怀”无疑是真切的。
“客愁兼吊古,今夜广陵秋”。最后一联仿佛乐曲的回旋,从怀古的遥想中拉回身边的现实。  “客愁”,提示着诗人此时正处于远离故乡的漂泊之中。  “广陵秋”,寓意着此时季节又进入古老轮回且敏感之际,而将诗思引向一个凄清、肃远之境。
王士祯诗中的宜陵渔村风光,如今已难觅踪迹。姜家沟自民国以来,早已平作农田。山阳河的宜陵段,自开凿新通扬运河后,河之南的一段渐成废沟,上世纪末被完全填平,惟河之北尚遗有一段。从今宜陵西北侧的反修桥向北,跨过新通扬运河,即可见西侧不远的新山阳河,在与新通扬运河的交接处,水面开阔,横着1975年9月建成的颇为壮观的宜陵北闸。
沿反修桥北的沙石公路东行百余米,则可见者山阳河宜陵段的残遗,其南端亦依新通扬运河,向北偏西延伸约一公里,复汇入宽阔的新山阳河。这一段老山阳河故道宽约20米左右,以今人的眼光看,已显狭窄。这一段故道极少行船,显得格外宁静,连故道上那座岁月风蚀痕迹很重的单门船闸,亦似乎有着某种意韵。若春夏之季,水澄如碧,水风怡人,两岸杂草、林木,及农作物,皆清晰倒映水中。游鱼自戏,菱花若星,颇令人生出尘外之感。  “千家渔火乱”的桃源幻景,似乎就隐于故道水深处的某个位置。
王士祯的这首《过宜陵》,使用的是五律诗体,虽非擅场,却是他颇为向往的一种诗歌形式。这首五律《过宜陵》,堪称优秀之作,且有“千家渔火乱”的佳句,但若与唐人的那些“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作相比,仍是稍逊风骚,时显人工着力的痕迹。他心仪五律,然天性擅长七绝,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王士祯过宜陵,曾留下这样一首《七绝》:  “寥落青芜晚进舟,明霞起处水生烟。断云斜日宜陵道,一路临风听暮蝉。”诗歌描写诗人在一个百草凋零的秋季出行,夜色正袭向他的孤舟。他看到远方一抹明丽的霞色翩落水面,仿佛神秘的火焰在燃烧,并使向晚的清冷水面,升起一缕缕水汽,烟雾一般弥漫开来。而“断云斜日”,这些阅历了无数岁月沧桑的大自然的永恒者,相伴且提醒诗人,此刻,你正觅渡于古老的宜陵水道。于是,诗人尽兴地立于船头,习习水风拂面,似乎在消融着他的生命,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苴至暮色覆盖了天地,而蝉声又占据了暮色。这首七绝可谓境界缥缈淡远,意味空灵含蓄,将复杂的场景凝练于短短的4句诗中,且流转自如,毫无滞涩之感,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语言驾驭功力。不仅诗中有画,而历历画面中还隐隐波动着诗人微妙的心理。在衰草,斜阳,落霞,暮霭……这些令人忧怀、感伤的事物的簇拥中,诗人并未显得颓伤、自怜,而是以一种洞察了时间与历史的坦然心境穿越着。这一切都使王士祯的这首七绝拥有了一种独特的“风调之美”,达到了他自己所追求的“神韵”境界。
如果将王士祯过宜陵所得的这两首诗——一首五律,一首七绝的形式差异忽略,或将发现,这两首诗在时间的延续上,是前后衔接的组合之诗。七绝在前,五律在后,诗人的孤舟,由七绝的“明霞”、  “斜日”,走进五律的“暝流”、“渔火”;七绝偏于景,五律侧于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王士祯的宜陵诗性之旅,更显完整、丰厚,也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出诗人自己的天赋与才华。无论王士祯这两首诗创作于何时,都可以想见他当年在宜陵留下的足迹和身影,都可以倾听他在宜陵而触动的感慨与共鸣。(庄晓明)
 
 
“维扬二妙”之文人相敬
 
顾图河(1653-1706)为清康熙朝榜眼,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编修总裁官、分校主考官,官至湖广提督学政。
史申义(1661-1712)为清康熙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云南乡试正考官,官至礼部给事中。
顾图河与史申义,同为江都大桥人氏,同样在年少成名,又同朝为官,均为翰林院编修出身,后又一起出任科举考官。他们的诗作都很有才气与名气,被人称为“维扬二妙”。这同乡之情、同仁之谊,使得他们两人交往频繁,相处友善,都“以文章为寝食,以朋友为性命”,相互尊重,相互欣赏。
史申义钦佩顾图河“独负异禀”、“学有根柢”,而这独特的禀性与根柢,则来源于勤奋好学。史申义说,顾图河“酷嗜古人”,博览群书,不仅“手抄口哦,少寒暑昼夜之间”,而且“沿波讨源,递相祖述”,故“自古文辞、俳体、简牍、笔迹、时文,无一不本于古,绝出于今”,其“词必己出,而体不妄造”,自成风格流派,学术造诣博得学界美名。
史申义推崇顾图河“尤殚心力于诗”。史申义说,顾图河“以胸中书淹贯融液,即目不见汉魏六朝、唐宋以来诗一字”,但“操笔成诗,亦当美妙犹绝”。同时,顾的诗“先取境地,次求音节”,“惟境地极于超妙,音节极于谐畅,又益之以风力,深之以蕴蓄”,故“细者人无闻,大者放乎无”,“尽得古人之师承,而自立宗派于后者”,既师承古人,又自成一家,在维扬“独拔出其间”。
史申义更赏识顾图河的为人。他说顾图河“性醇谨,举动朴雅,绝不纤靡佻巧便给”,  “非以才炫名者”,是一位醇厚谨慎、纯朴儒雅的官员。而一旦论文谈道时,则又“夜分不倦”,  “词辨锋起”,是一位思维敏捷、谈锋甚健的大家。
与朋友交,则“欢呼笑叹,淋浪不自知”,又是一位性情中人,故“君之为人,且不可以今世求矣!”
所以,史申义十分感叹:  “君实奇才,名且不能尽,吾所畏而爱之者。”
顾图河对史申义亦如此。史申义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超迈,又笃学嗜古,年少时即以《琼花》、《霜钟》等赋及文名于一时,后又师从名家汪懋麟、王士祯学诗,独得大家衣钵,其诗不仅名于上,而且为当代名公卿及贤大夫所颂。顾图河说:  “天下之异才,在中区者仟佰之一二,而在边徼者不一在焉”,史即中区之“异才”,其文章煊赫可观,人皆见而诵读之。
史申义作《使滇集》诗,顾图河称其得云南“异境”之助。顾图河认为,古人之诗每得江山之助。当年,太白(李白)长流夜郎,子美(杜南)避地夔梓,子厚(柳宗元)窜逐柳州,正是这些异境,才使得他们写出流传千古的诗文。
“康熙己卯,云南乡贡之岁,史焦饮先生奉命往典厥事”,“又四岁,余来京师,先生出其使滇诗三卷示余,余受而读之”,深感“文词谐于金石,贯于星云,蔚为一书,而后山川清淑之气囊括而无馀,然自滇以来,未之或有矣”。史申义的诗“与滇之山争长”,  “与滇之水争流”,是“异才”与“异境”的完美结合。顾图河感叹日:  “何滇之遇先生特迟,而先生之游滇独幸欤!”
或许有人认为,顾图河对史申义之《使滇集》的评价有朋友间的抬爱之嫌,其实不然。后世阮元读史之诗后亦说:“今读使滇集诸诗,  ‘壮山川之形势,不减柳州诸记。’顾太史之赞殆非虚誉。”
史申义清慎过人,顾图河赞其为“异人”。史申义主考云南时,其太夫人曾有书信戒之,史亦在《试院论文》的诗中说:  “昨奉高堂书万里,莫辜场屋白头人。”在典试云南期间,待“撤棘”时,解首郑君以大理石屏几赠别,史申义力却之。郑涕泣不已,乃受而作诗以酬,归构一堂,以石贮内,颜日“点苍精合”,表示要永远记住并学习史申义清廉为官。当史回京时,“归装萧然,扁舟径去”。对此顾图河不禁赞叹道:  “孤高清寄,不染世态如此,不独异才,亦异人矣!”
顾图河与史申义两人之间的友谊,打破了文人清高孤傲的性格特征,颠复了所谓文人相轻的世俗偏见,展示了文人相敬的另一层面。【朱毓麒)
 
 
孔东塘问学费此度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孔尚任(字东塘)以学官的身份出任钦差,协助工部侍郎孙在丰治理淮南七邑水患,驻节泰州。
泰州,在康乾盛世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骚人墨客诗文隽秀。用孔尚任的话说,泰州“忱吴楚之交,左淮右海,黄河带其北,大江襟其南”,而“诗人先后相望,习为家学,一时能诗之士,倍出十五国”。
费密(字此度),居江都东郊野田庄乡间,时属泰州。他在文学、史学、经学、医学、教育、书法上都有很深造诣,其诗文之名亦著于天下,与当时泰州的社会名流,如冒襄、邓孝威、黄仙裳等常相往来,亦与孔尚任在文人雅集中相识,交非泛泛。
当时,费密正潜心研究古代礼乐,“与考历代礼制之变”,并先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十五年(1686)写有《周礼注论》与《礼仪制度考文论》,后又著《祀先圣礼乐旧制仪》。
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在家乡时曾受到孔子六十七代嫡孙、袭封衍圣公的孔毓圻之敦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祖庭撰修《孔子世家谱》与《阙里志》,后又“训练礼生、乐舞生”,“监造乐祭器”,并在祀孔祭圣时主持赞礼奏乐。礼成之时,康熙帝前来祭孔,孔尚任自然成了为玄烨讲经导游的最佳人选,因此得到“额外议用”,并从一名布衣一跃而成为钦命的国子监博士。
虽获如此盛名,但孔尚任依然担心自己对“圣庙礼乐”与“阙里六代之乐”研究不够,而有负众望,以致“伪谬相沿”。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在泰州的一次集会中,当听诗友介绍了费密的情况后,孔尚任便趋前请教有关礼乐制仪的问题。经过几次短短的交谈,孔尚任虽未尽兴,却已感到振聋发聩,于是写了《戍都费此度屡访论学》的诗,感叹其“垂老名成随社懒”,“洙水真源世少知”。后来,又在《答费此度》的信中写道:  “暑天劳步,未得罄欢而别。承示学术指归,洞若观火,已书绅服膺,永佩高贤之教矣。乐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窥。但夙承家学,幸有备官遗器,存什一于千百。二十年来,悉心考证,已试之于阙里,行之于雍官,仍恐伪谬相沿,失古人良法美意。新秋凉爽,肯命驾相商,斯于尽是,汇成一书,以垂示后学,则仆之苦志得先生而甘矣!”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意和秋后再来请教的愿望。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月,孔尚任先后二次专程造访野田庄,与费密探讨《阙里六代乐》与《圣庙札乐》的问题。
阙里是孔子居住的地方。六代之乐,指黄帝之“云门大卷”,唐尧之“大咸”,虞舜之“韶”,夏禹之“大夏”,商汤之“大灌”,周武王之“大武”。后来,周公将这些标志性乐舞,以制度形式进行规范,成为古代雅乐的典范,在祭祀时用来一祭天,二祭地,三祭四望,四祭山川,五享先妣,六享先祖。东汉元和二年(85)章帝刘炬东巡,专程赴孔府阙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召孔氏20岁以上男子36人,各穿儒服,作“六代之乐”,并留太尊等祭器,以示对孔子的纪念,后便沿袭下来。
在问学礼乐的相互切磋中,费、孔两人极为投机。孔既惊叹费学问渊博,更敬佩其未尝聘才矜气,自此更加刮目相看。孔尚任移驻扬州后,多次邀约费密参加他组织的雅集活动。
孔尚任在扬州叹琼花观“处闹境而不喧,近市尘而常清”,并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十五日召集70余人举行了“琼花观望月”的雅集,费密应邀而至。诗人们流连久立,列坐广庭,即席分体押韵作五言诗,间以笙歌,夜深景阒,感慨及之,也风流之极。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十二日花朝节,孔尚任在傍花村举办“傍花村寻梅”诗会,参加者有闵义行、宗元鼎、费密等20余人。傍花村本一野店,从无名流过赏。但自从孔尚任
等在此雅集觞咏以后,傍花村一下子就与平山、红桥齐名,鼎峙扬州。红桥之客,亦多半归于傍花村,其文字之饮,一时称盛。
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初三,孑l尚任又召集闵义行等24人,在他山东老乡王士祯的“红桥修禊”1曰址雅集。其时,正在扬州的费密亦欣然前往。只见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诗人们各作七言律诗,畅遂自得之意。
费密自参加孔尚任组织的几次雅集后,感触良深,既感动他的问学精神,又感激他的豪爽为人,更感叹他的敏捷文思,两人相处更加密切。
原籍山东、流寓江都的闵义行(字奕仕)是孔尚任的诗友,二人相交甚笃,他将家藏的一把汉铜尺赠给孔尚任。孔尚任得到此宝后异常兴奋,遂拿给费密共赏。只见铜尺朱碧秀错,上有铭文“虑魇铜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虑雁”,乃太原邑;  “建初”,为东汉章帝刘妲年号。刘坦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因之与周尺同,便以此为则制铜尺颁郡国。费密见后,当即为孔尚任作了50韵的《汉铜尺歌》,在歌的最后说:“往年曾考六代遗,重新礼乐修湮祀。方愁暴黍度于精,得见此尺心眼清。相逢不用赠明月,从此笙簧近古声。”孔尚任也在《铜尺考》中说:“归之阙里,凡造礼乐器皆准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二人都在为祭孔时可以聆听到标准的周代古音而欣喜。
后来,孔尚任知道自己不久将还京师,又专门去野田庄向费密辞行,带去了他在扬治水期间的诗文集《湖海集》,请费密修正,并向其索字。
费密的书法,师承钟繇、索靖,得晋人风致,并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草书骨势峻迈,出乎自然,富有笔力,向其求字者,多为社会名流、地方官负,时人“得其片纸只字皆珍藏之”。孔向其索字,他欣然以草书写了册页,还赋诗送别。
孔尚任与费密之间的友谊,并未因分离而就此结束。康熙三十五年(1696),费密次子费锡璜游历京师,三十六年(1697)与董叔成、刘静伯等人倡立古诗社。此时,已是户部主事、宝泉局监铸的孔尚任,又以父辈的身份,与费锡璜相交,两人常有诗酒往来,延续着他与费密的这段情谊。(朱毓麒)
 
 
诗为心声:孔尚任情牵东原思挚友
 
孔尚任(字东塘)与宗元鼎(字定久)之间,是一种无拘无束、畅意淋漓的交往。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孔尚任初访东原草堂后不久,寄给宗元鼎一封信:“东原过访之后,乃承殷殷雅意,送我萸湾,同听江雨,共卧溪舟,迨停帆广陵,犹晨夕促膝,极生平文酒之乐,先生之恋我不肯归,我恋先生不肯发,红尘绿水,此际大费踌躇……”其亲密程度,直令人联想到杜甫写他与李白之间的友谊:“相逢日携手,醉眠秋同被。重阳节后的一个日子,孔尚任沿运盐河过宜陵,照例又想去访宗元鼎,却无奈为秋雨所阻,写下一首七律《宿宜陵望东原怀宗定九》。这首诗将人生的迷失,友人的仰慕,不遇的怅然,与大自然的景象浑融一体,感人至深:“淮南客路重阳后,湾过茱萸倍可怜。  黄雾满空迷雁阵,青苔一片染渔船。旧山宅废凭诗补,新柳堂成作画传。三宿宜陵三夜雨,东原怅望指秋烟。”
“淮南客路重阳后,湾过茱萸倍可怜。”——“我客行淮南,不觉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重阳。我的舟行过茱萸湾时,睹物思友,更觉人生的孤独、可叹。”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孔尚任赴淮扬参与治理下河水患,设署泰州。他显然想继续王士祯留下的诗歌事业,公务之暇,歼始了与淮扬及江南一带名士的频繁交往。二十六年(1687)正月,经泰州名士黄仙裳介绍,孔尚任与宗元鼎在泰州相见。虽然宗元鼎年长孔尚任28岁,但二人一见如故,意趣相投,遂成忘年之交。两日后,孔尚任又专访了宗元鼎隐居的东原草堂,二人诗酒盘桓,难合难分,并有了文章第一节所列的孔尚任回泰州后,给宗元鼎散文诗一般的致信。明清时,泰州与扬州之间的主要水路交通为古运盐河,宜陵为古运盐河上的重镇,孔尚任时常往扬州等地办理公务,或组织诗歌活动,这就有了更多的拜访宗元鼎的机会。时间转眼到了深秋的重阳,孔尚任又一次乘舟经过茱萸湾,由此地盛长的茱萸,不由生起“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孤独、怅然,而自然地怀念起隐居宜陵的挚友宗元鼎。
“黄雾满空迷雁阵,青苔一片染渔船。”——“满蕴雨水的云雾,弥漫天空,使南归的雁队迷失了方向。就在这途中彷徨之际,我的眼前忽然一亮,现出了一片桃花源般的清新场
景:一艘引渡的渔船泊在岸边,似乎因守候多时,青绿的苔色已将船身浸染。”孔尚任初到淮扬治水时,是很想干一番建功立业的大事的,但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书生意气,官场的黑暗,派系的争斗,使疏浚工务时起时停,后来干脆搁置下来。孔尚任闲居荒凉的海滨,淌沉迷惘,此时,命运使他相遇了宗元鼎——一位有着巢由、伯夷古风的隐士,一位诗鸣江淮间的名士。宗元鼎以耕种几亩废田为生计,清贫自守,高格不减,甚至康熙皇帝传召时,亦依然垂钓江上,远避权势。这样一位风范可垂的诗人形象,无疑触动了孔尚任这位孔子六十四代后裔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复明之遗恨。实际上,也就是蹭蹬江淮期间,孔尚任开始酝酿他的不朽巨著《桃花扇》,并最终使他从一位优秀的纯诗体诗人,转换为一位伟大的戏剧诗人。  《桃花扇》中的主要人物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最终人道归隐,显然受到了包括宗元鼎这样的一些江南文人的影响。
 “1日山宅废凭诗补,新柳堂成作画传。”——“你(宗元鼎)隐居东原的老屋,因为清贫,多年来已显颓改,却凭你的一首首诗篇,为它增补了无限魅力。你在宅边植上一株株新柳,并以丹青妙笔将之写入画中,在友人们之间相传。”宗元鼎隐居的东原草堂,曾是其祖父宗名世的读书处,长年受风雨侵蚀,已显颓败,而疏于世事的宗元鼎对旧宅无心亦无力翻新。然而,他就是在这般清贫的环境里,耕读自乐,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赢得了“南阳高士”、  “诗鸣江淮间”的美誉,东原草堂亦成为各地名士过淮扬必要一访的仰慕之地。虽然宗元鼎的一生可归入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的行列,但他的诗歌创作却呈现着丰富的面貌,尤其是他承继李商隐“咏史诗”风格创作的许多诗篇,显示了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其隐逸行为本身,亦因此具有了更多可供解读的寓意。实际上,也正是宗元鼎身上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他的田园诗创作,在传统的清新如画、静穆淡远的总体格局下,出现了可喜的突破亮点。他有一首令人难忘的五律,直接以《杂感》作诗题,这在古典诗中非常罕见。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杂感”一词是与鲁迅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令人玩味的是,这首五律峭拔的诗笔,木刻的诗风,质感的诗境,也确实隐隐呈现了某种鲁迅式的,或属于现代人的孤绝意识,诚为古典诗中不应忽视的佳作:  “伐木暮丁丁,车声夹斧声。鹊欺牛背立,人信马蹄行。深谷残烟黑,荒坟断火明。归来门已闭,灯影射柴荆。”
在诗词之外,宗元鼎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  《扬州画舫录》中称他“工画着色山水”。宗元鼎以柳绿刷新其“新柳堂”,显然另有寓意,以示其精神上追随陶渊明“五柳先生”的志趣。因此,他着意将新柳堂景色绘入画中,赠寄诗友,以表明自己的寄托。可惜宗元鼎的画今天已无法见到,但他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写有一首五律《新柳堂》,可一窥乃父其画风貌:  “掩映柴门柳,茅堂绿叶新。莺啼飘曲槛,雁舞拂通津。中有幽人在,时与散帙亲。江村鱼钓侣,总是和歌人。”
“三宿宜陵三夜雨,东原怅望指秋烟。”——“为了拜访你(宗元鼎),我曾三次特意停宿宜陵,然而,事情竟是这么巧,三次都遇到了雨。而这一次的雨偏偏连绵不停,看样子我是无法去你的东原草堂了,只能久久望着你隐居的方向,无尽的惆怅随着秋烟一同升起。”尾联中的“三”,可以理解为多次,但这里当做“三次”似乎更为合适。前两次孔尚任访东原草堂,均留有诗篇,而且记录了遇雨,如五律《道宜陵访宗梅岑留题东原草堂》中的“宜陵烟草路,几度雨中还”,七律《再题东原草堂并谢留饭》中的“东原风雨访高踪,楚楚山堂异老农”,加上这一次的遇雨,刚好是三次。要考证孔尚任究竟几次访过东原草堂,已不太可能,亦无必要。但是,宗元鼎身上究竟有何特殊魅力,竟引得孔尚任这般的一流大家,多次拜访位于乡野的东原草堂。一位写出有魅力作品的诗人,其本人的性格可能是枯燥乏味;一位有着高尚品行的人,亦往往是缺乏生趣,难以接近。拨开宗元鼎身上的层层光环,真实的他其实是一位极富魅力、个性鲜明的人物。宗元鼎之所以被时人目为“狷介”,很大程度上应归于他具有如此非凡的才华,却偏偏不愿出仕做官,而安于那常人难以理解的清贫、困窘。从孔尚任的另一封寄宗元鼎信中的描述,可对宗元鼎其时卓异的风采略窥一斑:  “不见我梅岑者又两月矣。缕缕欲言,一时难理。念足下高卧东原,独寤寐处,不知尘市者久矣。一时命棹百里,访仆于花灯箫鼓之坊,墨渖酒痕,淋漓萝带;香尘花雾,飘拂荷巾。于是足下惊才绝艳,肆应百出,虽酒吏软人,皆劳顾盼。乃知高隐名流,原非桔禅腐儒……”
遗憾的是,居住过宗元鼎这样一位落拓不羁、风流一代的诗人的东原草堂,如今已难觅踪迹。其1日址处立着的,是一幢乡村常见的水泥混凝土二层楼房,居住着宗元鼎的第十二代后裔。散落这一带的宗氏后人,仍使此地民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对文风的崇尚,但他们对亲元鼎的理解,大多局限于“宗氏家谱”以及赴京参加贡太学部考试获第一名的荣耀,其余的一切,似乎都已袅袅升人历史的烟云了。
孔尚任滞留淮扬3年多,得诗600余首,他将之辑入《湖海集》,并请宗元鼎为之编订,作序,评注。康熙二十八年(1689),孔尚任结束治水公务回京,后来创作出千古名剧《桃花扇》,却得罪了清朝统治者,最终亦落人生活的困窘、颠沛。康熙三十七年(1698)冬,  “抑抑暮年,家徒四壁”的宗元鼎去世,葬于宜陵东原芙蓉庄。孔尚任闻讯后,曾专程从京赶来凭吊,并写下600余字的诗文,赞美这位忘年至友“玉鉴冰壶”的高风和“才品双全”的一生,表达了自己一往情深的怀念。这篇“非知己故交断不能为”的小传,为孔尚任与宗元鼎抒情诗一般的传世友谊,写下最后一笔意韵悠长的尾声。(庄晓明)
 
 
查士标为大桥镇关帝庙题书门额
 
清初,著名书画大家查士标在扬州文坛名噪一时。他一生素喜游历,在文风氤氲的大桥东乡,也曾留下过足迹。
汤彭年(生卒年月不详),字石臣,大桥镇人。清康熙年间进士,后派任福建某知县。善诗文歌赋,尤精声律器乐。著有《传音堂数种》及诗文集(早已散佚不存)。
汤彭年于大桥镇南建休沐之所“怡山堂”,构筑华丽宽敞,可容数十百人聚会。屋前有土石堆垒的假山,高立数仞,尤为邗东之冠。屋左有桐轩、宝婺阁,右有传音亭室,设置高雅乐器数十余具,常与诸伶友朋按歌于此。汤公亦时邀扬州文人史蕉荫、画僧石涛、儒官孔尚任等在此雅聚,查士标也在受邀之列。他们或吟诗作赋,拨弦放歌;或踏足乡里,观光赏景。其间,查士标曾随众人到大桥镇各古寺庙礼拜,并即兴为建于明代的关帝庙楷书题“乾坤正气”4字,后制成石额一方悬挂该庙正厅,是为继汤彭年篆书“古关帝庙”之后的力作。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散人、懒标,新安(今安徽歙县休宁)人。中年流寓扬州,自称扬州人。明末秀才,家藏甚富,精于鉴赏,鼎彝及宋、元真迹皆有。清初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和鉴藏大家,人称“四位一体”的“懒标”,为新安派“海阳四冢”  (江韬、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之一。
查士标天性聪慧,家学渊源,年少时晋生员。明亡清兴两朝易代后即无心仕途,避地新安山中潜心研习,尤为敬服其师董其昌书画。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既传承尊师笔法,又近似米芾,亦追颜真卿,融汇贯通,颇得精要,时人称其书法为“米董再生,艺舟双楫”,一时名重天下。
查士标绘画擅山水,初师倪瓒(倪云林),后参以融合米氏父子、董其昌、吴镇、黄公望、沈固等名家章法,笔墨疏简而精微,风神懒散而儒雅,气韵荒寒而豪逸。博众家大师之长,又独具自家风格。师从倪氏,常在画中自题“拟云林笔意”,  “仿倪云林法”等。自号“懒标”,也是从倪氏的“懒瓒”而来。他的画作以水墨云山为题材,旁及枯木竹石等。晚年画风突变,画益超迈,直窥元人之奥。受元代著名诗人画家高克恭的《溪山晓霭图》启迪,将江南晴岚湿雾朦胧的图景,以疏散淹润、闲懒荒寒的草书般的笔墨(近似当今“印象派”)创作成画,增添异样的表现力,在那个时代里实属标新立异,一花独放。
“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查士标,受时局等诸多因素影响,后半生颠沛流离,浪迹四处。其先流寓南京,时与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和焦弦、王铎等文人名士会集。米芾常游镇江四山(金、焦、北园、圃山)云水,查士标办和笪重光、王石谷、恽南田等在此寓居近4年。后来查士标择寓扬州待雁楼,多与王晕、孔尚任、石涛等结交,73岁时还邀约董贤、孔尚任、石涛等参加“春江诗社”活动。  《广陵诗事》曾记载当时“户户杯盘江千里,家家画轴查二瞻”的风光。由此可见,查士标造访一方名士汤彭年,流连于大桥的田畴、古寺、民居之间,藉此寄托和释放他的心绪,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有着名士诗人气质的梅壑散人,性格随和开朗,富有自然情趣,很会享受闲散生活。他习惯于白天睡觉,夜晚作书画,“不求闻达”,  “一室之外,山水而已”。凡与应酬或索书画者,必于深夜方能落笔上纸、自由挥书,或笔端临池、泼墨作画,从不以为苦,更不以为累。来到大桥,无论题书,亦或作画,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常态,恣意挥洒自己的才情逸兴,给古镇刻下永久的印记。(朱敏程自祥  朱绍明)
 
 
清朝能臣贤士治水福佑江都
 
在清代治理运河工程中,涌现了不少能臣、贤士,以他们的卓见劬劳和公心之举,造福着江都人民。
张鹏翮(1649-1725),清四川遂宁人,字运青,河运总督。上任后,他在康熙帝的督促下,按照旨意疏浚江都一带的芒稻河、人字河等水道。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邵伯镇南更楼水决为塘,沿河几千民众焚香恸哭。张鹏翮见水势汹涌、田合难保的惨状,也不禁失声痛哭。他更是身体力行,不辞劳苦,与民众一起运土修堤,堵塞决口,深得民心。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鹏翮受命巡视洪泽湖和人江水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水患系蛟龙作祟所致,而龙性属木,以铁可以克木,故张鹏翮铸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鸡”,分别置于河湾、溜江等易于溃决的险段,用以镇水。其中,江都境内的邵伯放置了一头铁牛,昭关坝的嵇家闸石壁上放置了一只汉白玉雕刻的雄鸡。这样做固然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作为测量水位的物象标志和督促护堤人员的警示标志,还是具有一定作用的。由于治水有功,张鹏翮后擢为刑部尚书,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有《张文端全集》。
嵇曾筠,清长州(今江苏无锡)人,江南河运总督。雍正八年(1730)署理江南河运总督后,为加强水闸管理,他曾赛请将江都芒稻河闸改为官辖,并增加闸官,保证水闸能及时启闭,以防旱涝两灾。《清史稿》称他治国如治家,治河功绩卓著。
嵇璜(1711-1794),字尚佐,是嵇曾筠的三子,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由于出身治水世家,幼读《禹贡》时,即有“禹治水皆由下而上,盖下游宣通,水自顺流而下”之见,从小便显现出治水才能。乾隆十八年(1753),他上宣防八事,提出固堤与宣泄相结合之治水方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嵇璜任江南河道副总督,四月随帝南巡。行至江都境内,他沿途仔细察看地形水势,当即建议在昭关增设滚水坝,疏浚支河,将南关1日坝也改为滚水石坝。十一月,又向皇帝建议,芒稻河为湖水归江第一通道,应准予芒稻闸常年启放,以使江湖脉络贯通。这些建议与设想均得到乾隆帝的赞同而付诸实施。因其治水有功,在他80岁寿辰时,乾隆帝曾赐诗、联以示褒奖。
鲍漱芳,清两淮总商。虽家富万贯,但却治家谨严,生活节俭,而对社会上的义举、治水上的善事,则总是慷慨解囊。嘉庆十一年(1806),黄淮之水大涨,漫溢邵伯镇之荷花塘。鲍漱芳得知灾情后,先后捐赠大米6万石,小麦4万石,广设粥厂,赈济灾民。芒稻河亟须疏浚,鲍一人就捐款银6万两,以资助工程。为施行金湾河段截弯取直工程,他主动召集盐商捐贤,而其一人就出资银5000两。由于鲍漱芳急公好义,乐于公益之举,嘉庆皇帝曾将亲笔御题“乐善好施”的匾额赐给他。(朱玉其)
 
 
 
清甘泉县令龚鉴不近人情近民情
 
清雍正九年(1731),朝议以扬州府江都县襟江控淮,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事务殷繁,为便于管理,析江都县境另置甘泉县,与扬州府、江都县同城而治。首任甘泉县令即为龚鉴。
龚鉴,字龄上,一字明水,号硕果,浙江钱塘人。幼以孝闻名乡里,后与同郡杭世骏(1695-1773,清代文人,史称“于学无所不贯”,曾参与校勘武英殿《二十四史》)齐名。龚鉴著述亦丰,精研经术,能摘先儒之误,著有《毛诗疏说》32卷,发扬了李光地的学说。晚年讲学于扬州安定书院,可见当时文名亦盛。
雍正初,龚鉴曾以拔贡生就选籍,适逢甘泉县新置,经礼部验试合格,遂被选拔为首任甘泉县令。谁知赴任不久,便得了个“不近人情”的名声,并盛传南北。
扬州水软山温,金迷纸醉,素有繁华富庶之称。为政者若不严于律己,很容易受到外界污染。龚鉴立志当个好官,决心耻为俗吏,亲笔书写了“此之谓民之父母”的七字箴言悬于公堂之上,藉以时刻警戒自己。
龚鉴上任后,有一侍郎的儿子是他的故交,为强占民产,以百金为筹,想请龚偏护。龚鉴宁愿开罪旧友,毅然拒之。其后,又有一位大吏所亲呢的同城官,以负有专门伺察属吏的特殊使命为要挟,嘱龚办一起不得人心的事。龚鉴甘冒触犯权贵的风险,又拒之。平时,常有一些富商邀龚赴宴,他也不怕得罪亦拒之。因此,官场上的人都说龚鉴不近人情,而他自己则越发办事顶真,生活清苦,无一长物。
甘泉县下辖邵伯镇,上受高宝诸湖之水,地势低下,常常发生洪涝灾害。就在分析建县的这一年秋天,又遭遇水患,不少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龚鉴亲临邵伯视察灾情,倡议当地士绅重整慈善机构同善堂,多方劝输倡捐,先解燃眉之急。其后,又向扬州知府报告,拨田、捐款、筹资,使同善堂成了一个既有定址,又有恒产,能正常运转的慈善组织,亦改名为“普济堂”。自此,  “每岁晏,江都之鳏寡孤独,亦多入甘泉部中。”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邵伯的水患,龚鉴又亲自沿湖、沿堤察看,规划邵伯埭的水利建设。他提出“当于农隙运土筑高埂沿堤为防,以徐议沟洫,堤上即植桑,兴蚕事”,其西境地高,浃旬不雨即龟坼,又提出“宜每一里为水塘以蓄之”,“如是,则高下田俱无患。”然而,  “大吏韪之,然不能行。”
县境的芒稻闸,为淮、黄诸水入江之要津,每遇夏潦水涨,就当开闸放水,以保禾稼。可是,闸官贪图盐商的钱财,往往借口盐运的需要,听任大水淹没农田,不肯开闸池水。有年夏天,大水泛滥,龚鉴冒雨查勘涝情,亲临芒稻河,关照启闸放水。可闸官却以未有盐运使的命令为由,拒不从命。僵持之间,适逢河道总督嵇曾筠巡河到此,龚鉴除当面直言陈述外,又厉声叱令闸官开闸,闸官只得怏快照办。为了杜绝借口,革除水涝时不能排泄的积弊,龚鉴又建议总督批准“盐船粮艘,过湖需水,以六尺为度,过即启闸,不得借口蓄水,为害民田”,嵇曾筠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
西湖圣因寺僧明慧,倚仗曾在皇宫内做佛事的恩宠,在江浙地方上借机聚敛了不少财宝。有一次他路过扬州、甘泉,先派人向龚鉴打招呼,要其顾念同乡之情,向甘泉大户化缘劝募。龚鉴不但不听招呼,还把来使打了一顿板子,逐出县衙。这事后来传到官内,立召明慧还京,锢不许出。龚鉴的刚正廉直,更受广大百姓的爱戴。
龚鉴在甘泉县任上6年时间,后以丁忧去官。他因贫而不能为父葬,时任河南巡抚的尹会一素知其学问与操守,便礼聘他任河南大梁书院山长,并预支束修,这才办完了他父亲的葬事。(朱毓麒)
 
 
会兆燕撰水陆寺碑文
 
樊川水陆寺曾与扬州大明寺、泰州光孝寺齐名。水陆寺内有一块扬州府泰州樊川镇水陆寺碑。该碑白矾石刻就,高1.32米,宽0.76米,厚0.17米,重约600千克。由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特简先用江苏扬州府儒学教授、候选知县全椒金兆燕撰文,本寺住持建立敬立。
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历九月初一,水陆寺遭日军炮轰,民国三十三年(1944)后又累遭兵燹,最终成为一片瓦砾场。水陆寺碑则被本寺道人吴宝明抬离该寺,辗转藏于民间,一直湮埋了半个多世纪。千禧之年,水陆寺重建,该碑重现,得以归于原寺。
清代的扬州,繁荣富庶,人文荟萃。清代文坛上开一代风气的诗文名家,大都在扬州活动过,如谈迁、吴嘉纪、王士祯、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沈复、金兆燕等。其中《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文木),就是家住扬州徐凝门的金兆燕的表叔。金兆燕虽属吴敬梓的晚辈,但是他们二人不分风晨雨夕,常常嬉游于琼花观一带。吴敬梓于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八日逝世,由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资助,买棺而殓之,归葬于南京。金兆燕在《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梓于扬州外登舟归金陵》中写道:“……我居徐凝门,看邻后土祠(笔者注:即今琼花观)。听夕相过从,风雨无衍期。峨峨琼花台,郁郁冬青枝。与君攀寒冬,泪下如连丝。……”从中可以想见金兆燕与吴敬梓不分年辈,朝夕过从的情形。
吴敬梓逝世14年后,乾隆三十三年(1768),金兆燕在扬州府儒学教授任上,将吴之名著《儒林外史》交付刻印。当初此书仅以手抄本流传,最早的刻本出自扬州。据同治八年(1869)苏州书局活字本所载金和跋文谓:“是书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可见《儒林外史》的出版与金兆燕关系极大,全仗他的支持。当时吴敬梓家道已败落不堪,生活拮据,付不出若干白银的版费,如果没有金兆燕的全力资助,  《儒林外史》的出版是难以想象的。
当年,金兆燕在研读《儒林外史》手抄本,以及付诸印刷、检查清样的过程中,对吴敬梓笔下儒林群丑的尔虞我诈、趋炎附势有了深刻的了解,更加洞察了世态炎凉,看透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促使他涉足佛学,参悟禅理,并为樊川水陆寺撰写了碑文。
金兆燕撰写的《扬州府泰州樊川镇水陆寺碑》碑文,竖书,计20行,共563个字,是一篇佛学造诣较深的文章。
碑文开篇写道:“如来以无边身常乐我净四大充满……”开门见山,一句破题,直接提出了佛教“四德”这个中心论点。佛教“四德”是。常、乐、我、净,”,为碑文之纲。
杜继文先生在《佛教和中国古代哲学》-文中指出:“所谓‘常’指永恒,‘乐’指幸福, ‘我’指自由,‘净’指高洁。”“常、乐、我、净”就是去除烦恼,向往信仰的彼岸世界。
据史料,“常乐我净”对近代的社会思想仍有影响。
清代梁启超,曾以“涅檗”的属性(即“常乐我净”)作为“大同”世界的说明,谭嗣同、章太炎等也都采用了佛教“四德”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甚至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瞿秋白也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瞿秋白说过:“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此作过总结:“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近代知识界中起了一定的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碑文赞颂高僧,继续写道:  “随应说法合卫国祗皆不足为立脚地况肯三宿桑下哉。”这里写事,未点明何人。对文中所述“况肯三宿桑下”,樊川水陆寺第十九代二十二世住持道永法师生前曾说过:“恭读法卷(笔者注:“法卷”即寺谱),记忆所及,那是唐永徽五年(笔者注:654)之前,江南句容宝华山隆昌寺三昧法师来樊汉募化,三宿桑下,后来他留了下来,把水月庵拓建为水陆寺,成为水陆寺第一代、第四世方丈。”三昧法师,字寂光,尊称光祖,是水陆寺开山始祖。
从第7行到第15行是碑文的后半部分.共301个字。碑文揭露“阐提”的恶行,反映了当年水陆寺的悲惨情景,暗示僧众缺吃少穿的困苦生活。碑文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上至松真长老、下至觉宏六代住持期间的成就,重点突出了樊梦影从出家到担任住持各个方面的事例。碑文日:“数十年来,宝殿倾颓,金容剥落,饭僧田为一阐提荡废殆尽”。“阐堤”是何含意?许多字典、词典注释未及,而在杨曾文撰写的《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文中找到了答案。杨文关于“阐提”的注释是:“善性灭绝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守清规戒律的佛门败类。所谓阐提的行径就是不守五戒,吸食鸦片,参与赌博,终日花天酒地。寺庙出了阐提,后果不堪设想。金兆燕言简意赅,仅用“宝殿倾颓,金容剥落”8个字,就勾画出当年水陆寺满目苍凉、衰落凄惨的景况。同时,也揭露“饭僧田为一阐提荡废殆尽”的危害。“饭僧田”是施主献给寺庙的田亩,和尚以收取田租为主要生活来源。从前,和尚整天诵经、修行,水陆寺僧众从不外出替丧事人家放焰口,并无经钱可收,也无第三产业。和尚本身也自种一部分田地,过的是标准的农禅生活。阐提把田典出,以致于到了荡废殆尽的程度。也就是说,寺庙赖以生活的田亩基本上典光了,没有典出的也完全抛荒了。僧众断了生活来源,有的自动离寺而去,消息传至民间,施主们也不会再来向寺庙献功德了。至于阐提的下场,不言而喻,碑文中无须交待。金兆蒸把阐提刻划得可谓人木三分。
在揭露阐提危害以后,碑文又以饱满的热情,褒扬了六代高僧。  “乾隆六年(笔者注:741)松真长老缘合镇坛樾,延主方丈乃造东西两楼,赎归田七十余亩,后其徒乐也上人又赎归田三十余亩,至是胜果因缘不期而至。”这里写了松真、乐也两位高僧,他们重修了庙宇。“二十三年,乐也示寂,传法建立、深了、正觉,大振门风。”这三位高僧也为本寺有所作为。碑文第9行至1 4行,都是介绍樊梦影事迹。樊梦影是樊川镇人,他父亲系“樊氏长者”。所谓长者,并非单指年高,而是品德高尚、享有声望的人。虽然没有论及梦影年龄,从“发心出家”可以推想,亦已成年,自有主见。这里所写“发心出家”,是为了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发大宏愿而出家,不是因为穷愁潦倒,失恋丧偶,屡遭磨难,仕途失意而出家,可见他出家动机纯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必定能够为寺庙作出贡献。碑文证实建公从认识、熟悉梦影之后,视之“深为法器”,是个佛门传人,“遂令名觉宏”,让梦影带发修行,办具体职事,实际是多方考察,培养人才。梦影“行头陀行”以后,将“所获金钱积之垢角,不数年,而寺宇重建,趺光重新,于是建监开堂”,从此水陆寺香火旺盛。讲经说法的场面蔚为壮观,“布萨说大陀罗尼解诸缠头面礼受得三衣而去者,日数十人。从此四方学者人,不二法门。”重建后的水陆寺,不可不谓极盛之至。  “寺基地十亩,山门堂殿一进,大雄宝殿后大楼一进,其余东西两楼、报堂、斋堂,一切堂房共四十八间,滔池、溷轩,井井旨具,阁堂佛像重辉,山田一百八亩,续置田二十三亩。”
金兆燕写下这一大段文字,表面看是赞颂觉宏法师大有作为,实质是警示后人要象建公那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真正做到任人唯贤。如其不贤,就像百十年后,又出现民国初年竹安那样的阐提,不守清规戒律,使水陆寺再陷宝殿倾颓,金容剥落,饭僧田亩荡废殆尽的困境。所以,四众弟子必须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
240年之前,金兆燕潜心撰写水陆寺碑文,不为别的,旨在弘扬正气,揭露阐提,表彰大德高僧,光大人间佛教精神,向世间阐述选择和培养象樊梦影那样能够做到“五戒”、 “十善”、“六度”、“四摄”的佛门优秀弟子是何等重要的道理。(黄炎庆)
 
 
舟车孔道话邵伯
 
自古以来,邵伯是千里运河线上的重要港埠码头和南北舟车孔道,可谓烟火万家,行旅如织。
三里长堤之上,大小码头一个接一个,潘家古渡、蔡家港、庙巷口、大马头、竹巷口、小坝巷、官码头、馆驿前、杨木匠码头、北会馆、东河头、火星庙码头,不胜枚举。沿河桅樯林立,帆篷如云,五湖四海客,南来北往船,一派繁荣景象,素有“镇江小码头,邵伯大马头”之称。
古镇四面环水,东西南北遍布米市、盐栈、八鲜行。里下河这个大粮仓的农副产品大多经邵伯向外辐射,常年粮油中转,吞吐惊人。
镇南有条因经营粮油得名的街,叫“米市街”。沿河街上不是米行就是粮栈。店门前,河埠头,挤满了熙熙攘攘、进进出出的运粮船。来自盐城、阜宁、兴化的农民和镇江、南京的粮商云集于此,京腔里语,南腔北调,热闹非凡。米行粮栈里吊在屋梁上的那杆又粗又重的大秤,更是终日忙个不停。账房先生手里算盘的滴答声和伙计有板有眼的吆喝声,随着大秤的上下而起落。
邵伯有句送客的歇后语“二斗五——请升”,就源于沸腾的米市。
过去量米的量具有“升”、  “斗”两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一石旧秤一百五十斤。为提高量米的效率,便发明了“斛”。一斛本为五斗,计量起来,仍不方便。聪明的邵伯人则制作了新“斛”,一新斛二斗五升。四新斛为一石,运算起来,既省时又省事。伙计一高兴,一边量一边喊,于是,便有了“二斗五——请升”的歇后语。后来,它的内涵又有了巧妙的引申。
邵伯的斛子铁准,名日“伯斛”。它与姜堰的秤齐名,并称“伯斛姜秤”,是远近农民信得过的量具。
再以盐栈为例。清朝末年,扬州金融界实业银行老板贾颂平看准邵伯的天时地利,在古镇创设同福祥盐栈,并在高邮、宝应、泰州、东台设立分栈。凡是各地分栈的盐,均由邵伯总栈中转。于是,邵伯下河边、水面上,运盐船川流不息;河岸上,抬盐工络绎不绝。沉沉的盐包堆得象一座座小山,每天从邵伯进出的盐不下几十万斤。盐工脚下的泥土、汗水、盐水溶在一起,终日是湿漉漉的一片。
一业启动,百业兴旺。铁钉锚链、桐油麻丝、笆斗盆桶、旅馆饭店、浴室钱庄,沿河而设,鳞次栉比。三里长街繁华之极,有六十多种行业、五百多家商店。那些老字号的百年老店,如“马大顺”、  “杨恒昌”、  “森和”等,终日车喧马闹,顾客盈门,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江西、湖南、浙江,安徽、河南等省客商看准商机,在邵伯纷纷设立商业会馆,供同乡聚会、发展业务、扩大影响之用。其中,江西会馆最为豪华壮观,清乾隆八年(1743) 启建,乾隆十三年(1748)落成,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建。馆内立有邵伯进士徐玉丰所撰碑文《邵伯埭重建万寿官记》,由董恂隶书勒石。该馆坐落于大运河东侧,琉璃瓦,瓷彩砖,金碧辉煌,气象万千,内祀宋许旌阳真君。这就是后来我国大文学家朱自清的童年故居——万寿官。
 
清咸丰朝,中华大地可谓多事之秋,而邵伯因有重兵驻守,有幸未遭兵燹,成了世外桃源。
咸丰三年(1853),扬州城陷,运司衙门迁驻邵伯镇,达官显贵纷纷来此避难,扬州画家王素也举家迁邵。
王素有感于邵伯“三里长街市井连”,  “夜桥灯火连宵汉”的繁荣景象,以邵伯运河风光为蓝本,浓墨重彩地画了一幅长卷《运河揽胜图》。画中小桥流水,静听有声;车马舟楫,跃然传神;贩夫走卒,栩栩如生;吹拉弹唱,分外销魂,活脱脱再现了一百多年前古邵伯的盛景,被画坛誉为扬州的《清明上河图》,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黄德钧)
 
 
1831年大桥乡绅赈灾记
 
清道光十一年(辛卯,1 831),苏南的江宁、镇江,苏北的淮安、扬州四府各州县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时人称为“斗维四郡水涌溃,百余年来无此愆”。    据当时史料记载,道光十一年四、五月份,就显雨水偏多,五至六月份,则大雨倾盆,酿成灾害。到六月中下旬,不仅“暴雨连降,忽又江潮漫涨,以致圩岸坍塌,水进房屋”。至七月,由于“梅雨过多,上游大水,江淮异涨”,加之“江潮泛涨,沿江一带田庐尽遭淹没”,  “积水甚深,骤难渲浅”。直到七月十五日,江宁布政使林则徐沿途考察甘泉、江都等地时,看到的仍然是“民田庐合尚在巨浸之中,浅者淹及半扉,深者仅露屋脊”。地处沿江的大桥镇及镇西南的中闸等地,灾情更为严重,据《江都县志》载:  “道光辛卯,淫雨为灾,大桥西南数十里村落悉没于水”,“江水汛溢,滨江田合悉没,饥民盈野”,  “露处断埂中”。
面对这特大自然灾害的袭击,扬州现署知府恩龄猝遇而茫然无绪,江都县受灾诸镇皆在观望之中。六月十六日,大桥镇经营徐万和油麻店的徐亮、米商袁国璜、谢元礼等士绅危难之时率先组织和参与赈灾,除了购买烧饼等干粮发放给灾民外,又发出《带桥捐局同人公启》,自发设局公捐,倡议镇入捐资,以“稍济燃眉桑梓中无力者十分之一二”。由于“定议最早,遂为一邑倡”。
所谓“设局公捐”,即“不假吏胥之手”,由地方上有一定声望的乡贤组成董事会,在城镇设立公局,劝民量力捐资,然后利用筹资举行义赈,  “或设厂煮赈,或按口给钱,或买米散放”。
徐亮带头捐出一千五百缗,袁国璜“继起亦从同”,也捐出一千五百缗,接着谢元礼又捐出千金。此后,周隆兴、谢德丰等人都慷慨解囊,镇上各界人士纷纷踊跃捐输。很快,全镇筹集到资金万贯以上。
 六月二十二日,江都知县郑祖经访勘灾情来到大桥,看到镇上士绅的捐输册籍,非常感动。他转忧为喜,盛赞大桥乡坤的义举。随后,他以江都县衙的名义发出《江都劝捐示》,要求“郡城乡绅商士庶铺户人等,务各眷怀桑梓,共敦化恤之风,亟拯溺饥之苦,出有余以瞻不足,行大惠而兆藩,倡力劝输,趋善踊跃,互相奖掖,费稍推诿”,并承诺“事竣之后,自当分别多寡,详情恩奖”。有了劝捐的感召,加上传统行善积德的良知,各地市民绅商纷纷向灾区捐物捐款。
为了确保施赈到位,大桥镇的士绅们又各有分工,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地把灾赈的各项工作一一落到实处。
要求各大粮行紧急组织采买、调运小麦、面粉,以供救灾急需。
组织动员全镇二十余家烧饼店、茶食店全力以赴,日夜加班加点赶制面饼等救灾食物。
为防假报冒领等情,组织专人到灾区清点人头,登记造册,以便据实发放,并推举老成持重的乡民协助分发,确保每一灾民都能按期得到救赈的食物。
张贴《给散麦饼小启》,言明“给散期限”。如六月二十二日由徐万和、周隆兴、袁玉成,谢德丰联名发布的一则《给散麦饼小启》:
“镇南,前已被淹各庄尚可勉力支持,二十日忽又江潮漫涨,以致圩岸坍塌,水进房屋,炊煮维艰,我等目击心伤。特于二十二日起,每日先备面饼十余石,计约饼两万有余个,每口面饼四枚。其物虽微,亦可少济燃眉之急,并望各庄老成同志者,面交携回,秉公按口分散。我等力薄,难以周遍,幸望原谅,更望同镇诸公,共体患难相助之意,以补我等力薄不周之处,则我等亦感深无既矣。其庄有大小,户有多寡,仍望各庄老成约酌分散,是幸。自二十二日起至七月初一日止。”
租用小船,不假他人之手,将救灾麦饼一一发放到灾民手中。
参加救灾的乡绅们风餐水宿,粘体涂足,先后四次发放救灾食物。虽然他们自己“赢粝自给不求饱”,却使灾民得以获赈,确保江都东南半角安全度过水灾饥荒。
发生特大水灾,必然会导致粮价上涨。“有外来船只在于境内各镇收买小麦,任意搬运,以致市卖米价陡然增长,商牙借此抬价奇居”。为此,汪都县府于六月二十二日分别发出《江都县严禁外贩搬运米麦示》与《江都县分别谕禁领批买米示》,“毋许外来船只在境搬运米麦出境,该商牙将务市卖价值公平,籴粜不许任意抬价奇居,有害民食。”
此时,大桥一带有不法棍徒在“该地沿河藉灾滋扰,为害闾阎。其大桥北乡乃高阜之田,年谷丰稔,更有不肖地保勾同地棍徒,在于要路,阻截荒粮、柴草,不容赴镇市卖,胆敢勒价自买,囤积图利”。于是,江都县府在七月二十四日发出《江都县严禁阻截滋扰示》,打击妨碍救灾、抗灾的欺行霸市行径。
鉴于当时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的状况,江都县府除了开仓放赈与紧急调运以外,还采用招商、免税等手段,鼓励民间粮商到外地采购粮食,以保障供给,平抑粮价,安全度荒。大桥镇的粮商、袁国璜之子袁玉成冒着危险,不辞劳苦,投身其中,既为县衙省府分忧解难,又使民众有粮度荒,也为自己谋取一定的商业利益。
在当时的文件汇编《江都劝捐示》中,有两份历史资料。
一则是《布政使司给商采买执照》,如下。
钦命江南江宁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加五级纪录十次陆,为颁给执照事:
照得本年江宁等属雨水过多,江潮异涨,沿江田庐尽被淹浸,粮价腾贵,贫民买食维艰,应招商采买,以济民食,除经本司详情院宪具奏并飞咨各关,准其免税外,兹据江都县商民袁玉成自搞资本,赴江都产地买米麦豆谷,绚一百九十石,赴司呈请给照,前来合行颁给执照。为此,仰该商遵照填定地方投牙买足米石,装载运赴江宁灾区,平价粜卖,沿途经过关津溢口,验明,免收米税,并免船料,迅速放行。如有匪徒拦截把持,许即禀明地方官,详情从严究治。事关因灾接济民食,毋稍逗留延误,一俟运回,即将原照呈由粜卖地方官,详交核销。切切。须至执照者。
右执照给米商袁玉成准此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布政使司行
一则是《江都县给商买米批》,如下。
特调江南扬州府江都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郑,为给批采买事:
据米商袁玉成禀称:“境内被淹较重,尽藏漂淌,秋收无望,以致乏米济食,迫不可待。商等挟资外出采买,运回接济,恐有沿途藉灾滋扰,肆行阻抢情事,请给批照”等情到县,据此合行给批采买,为此,批给该米商袁玉成等知悉:尔等速即挟资雇船,前赴各处,采买米一百石,装运回县以资民食,路过关津溢口,验批放行。如有不法棍徒藉端扰阻,并纠众扒窃情事,许赴经过地方具禀,照例究办。该商等亦不得越贩外境,察出定干未便,毋违,须至批者照。
右执照给米商袁玉成准此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给
江都县衙
限四日缴销
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水灾中,大桥镇乡绅精英们在水灾发生的第一时间,自发地组织行动,设局劝捐、分发麦饼、采购粮食等,使得大量灾民能在朝廷施赈前获得生机,“赈四次,全活万人。”所以,“督抚上其事于朝,议加宠命。而带水之间邀恩叙者十四人,乡镇义赈可谓极一时之盛”。后来,《江都县志》中专门列有“徐亮”与“谢元礼”两人的传记,褒奖他们灾赈的事例,成了全县乡里的典范。
徐亮的传记中写道:  “徐亮,字访陶,世居大桥镇。道光辛卯夏,江水汛溢,滨江田合悉没,饥民露处断埂中。亮以舟载饼饵分饷之。有司命亮集赀施赈,亮首输一千五百缗,众踊跃愿输。亮董赈事,全活极众。次年,复筹赀增筑堤岸,高厚三倍于旧。大府上其事于朝,议叙盐运司知事。”
谢元礼的传记中写道:“谢元礼,字洪谦,世居大桥镇,慷慨好义。道光辛卯,淫雨为灾,大桥西南数十里村落悉没于水。元礼与镇人徐某、袁某先各市饼若干,食被灾者。然后设局筹赈,元礼首捐千金为倡,镇人感之,踊跃施舍,于是,全活甚众。而元礼竟以积劳致疾,逾年殁。”(朱毓麒据蔡泽亚《地方灾赈与家族变迁》)
 
 
太平军邵伯之战
 
邵伯,在大运河的中段,陆行车马,水行舟楫,必经其地。它据运河之要冲,扼江淮之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与清军曾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兵争。
咸丰三年(1853)四月一日,太平军攻克南京仅仅10多天时间,为打开北上进军的路线,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的率领下,一鼓作气发动了对扬州的攻势。当时,扬州的清军守将和官吏正忙于筹办“江防”,城内守军不足千人。太平军很快攻下扬州,从钞关人城。清廷大为震惊,忙令浙闽总督慧成率兵前去救援,但扬州城已失陷,清军只得在邵伯驻扎下来。
为了遏制太平军的攻势,防止其向北渗透,清廷又委派钦差大臣琦善、钦差大臣向荣、帮办军务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左副都御史雷以馘等先后援师,组成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对天京及扬州形成钳形合围之势。其中,江北大营驻扎扬州外围,仙女庙、邵伯作为重镇驻防。由于清军切断了扬州的粮道与外援,太平军在坚持了9个月后,不得不主动撤退。
咸丰六年(1856)四月,为征集粮食,打开运输通道,以解天京、镇江之危,燕王秦日钢率太平军兵不血刃地连破120多座清军兵营,并突破江北大营的封锁,于四月五日再克扬州。代替琦善督办江北大营军务的江宁将军托明阿在慌乱中仅仅带了数十骑,连夜逃往邵伯。结果,清廷将托明阿查办,由德兴阿督办江北军务。
咸丰八年(1858)九月二十五日,为恢复天京与江北的联系,以解天京之围,太平军又在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的率领下,一路势如破竹,第二次打破江北大营的包围,于十月九日三进扬州。兵败时,德兴阿也弃城从水路逃往邵伯。藩司杨能格则不得不将军械、火药等装备从五台山移至邵伯。德兴阿以退为进,一面坚守邵伯,控制北路;一面分兵仙女庙、万福闸,扼守东路。
为了有效地打击清军的有生力量,太平军改变策略,调转方向,在陈玉成部将李传贤的指挥下,从黄珏桥渡邵伯湖向江北大营老巢邵伯方向运动,并涉水发起攻击。然而,清军的炮火异常猛烈,一场恶战打得十分激烈。太平军在一个上午连续发起七次冲锋,也未能奏效。后来,因为一场雷雨的阻碍,太平军不得不结束了这次军事行动。德兴阿忙向江南大营江南提督张国梁求救,张即带六千精兵前来驰援,太平军眼见已达到了牵制清军的目的,也就顺势撤退了。
太平军两次突破江北大营的封锁,江北大营的统帅两次逃往邵伯,咸丰帘十分恼怒,不仅又将德兴阿撤职查办,还将江北大营的建制也撤消了,其军务交由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节制。
太平军从扬州撤退后,为了配合保卫天京的军事斗争,仍不时在扬州外围流动作战,骚扰清军。咸丰十年(1860)四月,驻守天长的一支太平军为了截敌后路,又从僧道桥编筏偷渡邵伯湖,夜袭邵伯。清军提督李若珠、副将王万清发现后,当即派兵阻击。太平军乘势击杀清兵练勇27人,后回防。
有了这次教训,驻守淮安的督办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于同年六月又在邵伯设立了公所(即练局),不仅沿运督查官绅招募乡勇团练,而且亲赴邵伯、仙女庙及周边各乡镇,要他们阻河为界,配合官军对太平军进行堵扼,以为里下河屏蔽。
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军在邵伯湖西厉兵秣马,重振旗鼓,又一次攻打扬州。荆州将军都兴阿于城外筑垒扼截,太平军又绕道邵伯湖,转而攻打邵伯。清军驻守邵伯的副将王万清带队迎战,高邮总兵黄开榜亦于湖滨配合阻击。晏端书得到消息,也火速从盐阜赶到邵伯督饬,组织乡勇民团二万余人密布邵伯运河东岸堤防,日夜巡逻防守。双方对垒三日,太平军终因势单力薄,撤回驻地。
至此,太平军结束了在江都的战事。(海  流)
 
 
仙女庙的妙香吟社
 
清同治、光绪间,在江都仙女庙的玉皇阁,有一个“妙香吟社”。
玉皇阁,在仙女庙中州岛的高阜上,乃镇上的一个制高点。它左临运河,右连外江支港,北邻褚山,南望江南诸山,实乃一风景力胜地,春秋佳曰,乡人多载酒登临,于此为乐。妙香吟社就设在这风景佳处。他们在此结社,常常登高望远,临水观山,饮酒赋诗,真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乐事。
妙香吟社的成员有:郑鸿珏、顾子坚、谢逢源等人。
郑鸿珏,字幼樵,号竹西逸士,江都人。郑工文辞书法,他年轻时就显出才华,入府学后,与姚梦华、郑学川(砖桥江北刻经处创始人)并称“江阳三神童”。除好赋诗外,还写有《雅观楼》一书,书中颇为生动地描写了扬州钱庄、盐商的生活场景。
谢逢源,字石溪,号拳头石山人。虽是溧阳诸生,但作为太谷学派李晴峰先生的入室弟子,一直随师游幕四方,曾客居山东经年,后寓居江都宜陵。光绪初年,随李晴峰先生讲学于仙女庙,颜其居曰“龙川草堂”。著有《李龙川年谱》。
顾子坚,善丹青,江都人。
关于妙香吟社的资料与诗作,或许是由于局势动荡的原因,大多已经散失,或许其时本来就未能结集保存,因而零落失落,所以,今天我们知之甚少。所幸的是,由于谢源作为太谷学派的传人,有一定名气,除了他的相关题诗以外,我们还在不断鸣残篇中找到了他的二首“九九消寒诗”,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窥知妙香吟社结社的基调、活动的大略及他们洋溢着豪迈诗情。
一首是“巳亥年九九消寒道情”。谢逢源泉在“道情”的前言中写道:“岁逢巳亥,琪花六出,大有书年,彩笔联吟,同人宴乐,山人忝领消寒之会,思居击之歌。籍他清酒三升,谱出道情九阕。不比阳春白雪属和无人也,同流水高山知音共赏。在座诸公不嫌耳污,听山人缓缓歌也。”
在“九九消寒道情”中,亦多次提及他们的诗歌活动。如“一九”中写道:“先办消寒会,诗牌酒令新兼旧,春酒羔羊美更肥,画堂丝竹先生醉”;“二九”中写道:“雪寺梅路不遥,水村山郭皆诗料”;“六九”中写道:“草堂人日诗先寄同,莱甲春盘客又留”;“九九”最后写道:“争似俺长歌归去,白龙川风月无边”。
庚子年又写了“九九消寒山歌”,在“山歌”的跋中作者写道:“于时,山雪既足,和议将成,春酒斯馨,素心载集,远继重阳之会,迫赓七夕之章,可以忘忧”,并说:“岂吾之寒既消,而天之寒亦自鲜舆。吾将以吾友为春风也”。从这一段跋中,我们也可进一步看出,妙香吟社绝不单纯是为诗而诗,他们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朱毓麒)
 
义济仓风波
   
明清以来,为了以丰补歉,救灾救荒,不少县衙都会采取设立“义仓”的办法来解决。即在正常年景,农民纳粮时需按一定比例扣交“积谷捐”,由县集中保管在“义仓”中,用于灾荒年份救赈之用。这种“义仓”,通常被叫做“常平仓”、“预备仓”等名称。
在江都,除郡城扬州曾设有义仓外,还分别在大桥、宜陵、邵伯设过义仓。清政府亦规定:一般大的县,义仓贮粮三万石;小的县,义仓贮粮一万五千石。象江都这样的中等县,则贮粮二万石。
光绪五年(1879),江都县令胡裕燕提出了在县境内设立义仓的倡议。他认为:天灾流行,历代咸有,不备、不预不可以为政,建“义仓”则是“备荒之善策,务本之善政”。且“稼穑勤而民富,菽粟足而民仁”,百姓在完粮时再纳“积谷捐”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分别在扬州郡城与宜陵设立了“义济仓”与“义济分仓”。
郡城“义济仓”设在旧城仓巷军储仓故地,有仓房36间,编为“千箱万食愿备而不用;五风十雨欣垒以降康”等1 8号屋,另有附属用房22间。宜陵义济分仓建在宜陵镇东街,有仓房30间,后扩展为37间,其中,仓房28间,编为“省耕敛,预筹补助;庆鼎平,常乐丰登”等1 4号屋,另有厅、庶、庖、滔,又回廊六道,共用工料及购旧屋钱计一万七百一十五千三百六十八文。
为了便于管理,建仓时还制定了具体章程:每年察看年成,只要收成在六分以上,无论地丁芦课,不问公占善堂大小户,每两概捐钱一百文;该款统在下忙完粮时核算,凡上下忙代收的,应即于钱粮串内加盖戳记,甲年所收捐款,发典存储,按日生息,到乙年提款尽数购谷,不准挪作他用;仓中积有三年之谷时,则将最前一年谷卖出,于秋后买新归补,以次递推;出谷进谷事宜由地方绅董共同管理,轮流年值,官府仅稽其数量;价余款项则用来弥补谷耗及仓中杂役开支与维修房屋之用;如新谷登场,价格视上年折减,则多余款项仍存典
生息;建仓之初,由知县胡裕燕倡捐500千文,以后凡届收积谷捐之年,均由收漕之员倡捐500千文,如民捐停,则官捐亦停。
从上述章程和仓廒编号来看,义济仓纯粹是由民捐、民办、民管的,官府只是代为征收而已。
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都知县袁国钧奉饬盘查时,发现义济仓仓储竟所存无几,当时在官场与民间都引起了极大震动。
已经致仕在家的前广东西宁知县韩慕慈(江都人)、前常州府教授袁济州(大桥镇人)见情严重,便奔走呼号,呈文禀报两江总督。他们在呈文中写道:义济仓设立近30年,已成蠹政。如果按每年收积谷捐4000串计算,30年应收12万串。
此期间,除光绪二十八年(1902)洲圩水灾开仓济赈过一次,后来两江总督沈宝祯又用仓储买蝗蝻(蝗虫的若虫)救荒(此举既可灭蝗,又可增加农民收入)外,就再也没有动用过。而现在宜陵分仓所贮存粮不满二千石,城仓尚不足此数。问题致此,其症结在于:每年积谷捐的征收之数,从不榜示;除一二名经手的仓董知情外,其余绅董根本无敢过问;历任县官交接时,此项又不列入交待。因此,县官们便将此积谷捐视为署中进项之一,如取如携,随其自便,历久相沿,情同私业。结果,一方面是交田屡遇歉收,洲圩多熟无麦,虽仓廒在望,颗粒未施;另一方面,却又是30年之储备,尽成一纸空文。他们指出:积谷备荒,本图匮于丰之良法,然非其人,则法不行,而弊则由是而起,以致备荒之善举,只变私图,待赈之灾民,未沾实惠。“职等谊关桑梓,目击情形,不忍坐视”,望总督严肃查处。“与其补救为难,何如未雨绸缪,措施较易!”
两江总督接到两位退休官员的禀报,听闻一些百姓的呼声,迅即批示:“积谷为备荒要政,岂容官绅侵渔。”即饬扬州府督问江都县查照办理。
经扬州知府嵩峋会同江都县令桂聚庆查明,情况是:
所谓每年收积谷捐400串,仅为中稔之岁,若遇岁歉,则无此数。在这近30年中,积谷捐除洲圩水灾救赈及历次蝗灾购买蝗蝻以外.也确有修圩建仓、抚恤饥黎、资遣流民等用项。不过,由于历年来多余款项并未买粮补仓,往往由各牧令藉端动用,自行挪用,迨至歉岁无人济饥。目前,城乡两仓并计存谷3000余石,此外尚有存典款1200千文,存库钱169千文,江洲抚赈存款100千文,余皆为历任县令、仓董挪用、亏欠、未还,计有21900余千文。其中,七任县令中最多挪用、亏欠5000多千文,最少的亦有300千文,仓董三人也借未还五、六百千文不等。
为了给公众有所交代,江都县令除将查核情况出榜公示外,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戒今后:积谷捐必须七成购谷,三成存典;如推陈出新,一定要补足仓储;存款杜绝挪移,如需他用,则需报府州取得双衔印谕方可;州县应予交接的,一个月内列入移交;仓董由各自治分区公举一名组成,实行官绅互查。
这样虽算是给公众一个交代,然而,直到清理张榜之日,所欠积谷捐仍未能收回。(漉  淇)
 
 
晚清嘶马毁学事件缘何发牛
 
清宣统二年(1910),在当时一股毁学风潮的影响下,江都嘶马镇也相继发生了两起乡民毁学事件:三月十七日,嘶马镇杨家桥乡民冲击、拆毁蒙学堂一所,殴伤教师二名;四月二十六日,嘶马镇乡民冲击砸毁高等小学堂一所。
嘶马镇发生这二起乡民毁学事件的直接动因,源于当时的户口调查。
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在光绪、宣统年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户口调查。这次调查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其目的是为了确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厘定选区划分,推行自治选举,同时也是为公平税赋而服务的。这本是一件关乎民主、民生的大事,当时由于缺乏宣传,使乡民对此很不理解,甚至有人造谣说,这是要将乡民、尤其是学堂学生们的八字卖给洋人,而实施调查的人员恰恰又大多是学堂的教习。于是,社会上一时流言四起。乡民们信以为真,邻县泰兴率先发生了多起毁学事件。杨桥乡民也群情激愤,都把仇恨集中到学堂与教习的身上,从而酿成了冲击、拆毁学堂与殴打教师的事件。
另外,乡民毁学事件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的新式学堂一般都是由寺庙、祠堂等改建,据统计,江都新式学堂占用庙产的达到50%以上。这样一来,乡民们烧香拜佛便没有了场所,直接妨碍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旧俗。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寺庙田产也被充作办学经费,使僧人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所以,普遍引起了乡民和僧人对新办学堂的不满和反对。
为了创办新式学堂,地方政府在已抽各项捐税以外,又以学捐名义重复加收,扬州等地甚至还向茶馆里的茶客收取茶捐。而一些劣绅更是假借办学为名,从中渔利,中饱私囊,使得乡民负担格外加重。    乡民对新式学堂的办学方式也不完全认同。他们看到学堂教学生们唱歌、做操、做手工,认为这些全是鬼混,误人子弟。而受学额限制,不少农家子弟又不能顺利入学,但学捐却一分也不能少交,使得他们心里更是忿忿不平。
就这样,多重原因叠加,致使民怨沸腾,在邻县泰兴发生毁学事件后,以户口调查的谣言为导火索,引发嘶马乡民积忿而起,连续酿成了两起毁学事件。
嘶马毁学事件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其经过虽未见记载,但事件背后的复杂原因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朱毓麒)
 
 
“南洋劝业会”江都展品获奖
 
清宣统二年(1910)四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在江宁(今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江都有展品获奖,引起了各界关注。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两江总督端方为首的五位大臣,先后考察了美国、比利时、意大利三国的博览会,使他们蒙发了在国内也举办一个“谋实业之发达”的博览会的设想。在得到江浙一带上层绅商的响应与支持后,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十四日奏请举办“南洋劝业会”。所谓“劝业”,典出《史记·货殖列传》:  “各劝其业,乐其事”,即劝导各式人等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以推动实业发展。宣统元年(1909)二月十五日,清廷允准,成立劝业会事务所,具体负责筹办运作。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声名显赫的重量级人物,如袁世凯、张謇、张伯苓、郑孝胥、虞洽卿、张元济、熊希龄、张静江等都曾出现在筹划人群之中。
南洋劝业会于宣统二年(1910)四月二十八日在南京丁家桥正式开幕,参会的有国内22个行省(注:清末全国省级行政区域为27个)和英、美、德、日等14个国家,共展出各类产品100余万件。劝业会历时半年,于十月二十八日闭幕。整个会展期间,共有30余万人到场参观,蓝况空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南洋劝业会上,成立了以南京著名学者李瑞清为会长,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干事长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他们组织700余位专家对参展的上百万件展品进行鉴定、评议,最终评出一等奖66名,二等奖214名,三等奖428名,四等奖1218名,五等奖3345名。扬州20件展品(手工产品及农产品)获奖,其中有江都选送的吴正泰香店卫生香和宜陵乌豆。
吴正泰香店的创始人叫吴康平,据传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后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吴康平与其弟到扬州创业,在北门城外开了一家吴天宝香店。太平军占领扬州时,该香店关门歇业,吴氏一家逃到仙女庙,在此开设了一爿吴正泰香店。光绪二十二年(1896),吴康平到扬州又开了一家吴正泰香店,由其三子经营。该店卫生香用料正宗,制作精良,质量上乘,销路甚广,时为名牌产品,从业人员最多时达到200多人。
宜陵乌豆,因其颗粒饱满、色泽乌亮、口感甚佳而久负盛名。1951年江都县宜陵供销合作社曾发行折实股票,有一名持股人为熊张氏,其股金竟为乌豆5斤。宜陵乌豆能够作为股金直接入股,足见其在当地农副产品中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在市场上畅销受欢迎的程度。
扬州获奖的其化农产品是:詹介臣选送的乌江旱稻、水晶晚稻;窦念祖选送的蚕豆和韩文喜选送的糯米、青豆。这几件获奖展品虽未注明产地及选送者籍贯,但从相关资料中,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端倪。据《江都县续志》记载:“扬州产糯米”,“东郭(廓)乡产豆”,  “仙女庙一带产青豆”,至于“蚕豆”,“乡人于闲地种之,大者多‘虾蟆背’”。另据《扬州风土记略》云:  “东乡厥土沙粘各半,最宜种植,傍河低洼之区率种稻麦,高田麦豆,亦有种荞麦而称三熟者”,  “若夫江都西山,含粘土过量”,  “稻麦外,无合宜之种植”。从这些记载中,可知扬州东乡的江都宜种稻、麦、豆,  “青豆”则以仙女庙为著,故韩文喜选送的糯米、青豆与窦念祖选送的蚕豆,亦或产自江都。(朱毓麒)
 
 
仙女镇商业溯源
 
清咸丰年间,江苏布政使雷以诫在《仙女庙碑记》中记云:  “……临河数百家亦自成市。”在咸丰以前,仙女镇商业已显兴盛,而成市地点是“临河”,水路交通对商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咸丰三年(1853),雷以诫在仙女镇设“樊孔厘捐局”,公谕米行“捐厘助饷”,支持清政府军费。可见当年仙女镇米业已成支柱之势,也是该镇商业盛景的佐证。
仙女镇古名“蔡家庄”。《扬州府志》云:“江都东三十里为仙女庙。”仙女庙位于运盐河北岸,庙门外就是河边。运盐河是淮南盐运往两湖的唯一水道,又与里下河相连接。里下河的稻米以蔡家庄为市场,来往舟楫多停泊于此,久则遂以“仙女庙”作为地名。
古时蔡家庄并非一个偏僻的荒村。运盐河北岸有大圣寺,建于唐高宗年间;有万佛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御书赐名;有三元庵,建于三元桥之前;有仙女庙,元大德五年(1301)重建;有魏文帝庙,明万历年间圮废;还有古救生寺、河神庙等。河北地段东西长不过一里多,南北宽仅约半里,先后立庙如此之多,实属罕见。由于米市兴起,逐渐改变了蔡家庄的面貌。沿河东起三元庵,西至仙女庙,重建了许多整齐高大的房屋,前后有六七进,沿河边为门市房,后面是住宅,建筑相当考究。多数人家有大厅,有的还有楼房。沿河有三条巷子通后街,东头是谈家巷,中段是姜家巷,西头是朱家巷。所谓“临河数百家亦自成市”,指的就是这里。
谢馥春香粉店、景吉泰茶叶店、吴正泰香店的发展或发源都在仙女镇,经过多年经营,享有盛名,后方到扬州设店,扩展营业。扬州四美酱园也是仙女镇河北一赵姓老板创设的。这些名牌商店,在扬州已有百年以上历史。
仙女镇河北沿河房屋大多是在清雍乾年间建造的,也有少数古宅保留明朝民房式样。其间口窄,房间只能横摆一张床,明间只排14根椽子。大厅两间改作三间,无庭柱,用一根长横梁托住,这叫“一字厅”,没有卷(拱形椽子)。据老人介绍,明朝时如果建三大间的厅房,再加卷就要缴纳很重的房捐,为了避捐才采取这种样式。从这些房屋结构看,建房时间不是明末就是清初。河北姜家的房屋采用这种式样,河南东梅家巷内有一家也是如此。姜家厅堂上有一块匾,上有“宝婺腾辉”4个大字,旁边的小字是“康熙五十六年(注:1217)岁次丁酉某月谷旦”。据此推测,姜家老太太过大寿,有人送匾祝寿,说明姜姓房屋建在上匾(康熙五十六年)之前,其家道最低也可达到小康程度。据姜家后人说,他家祖上在明朝天顺午间(1457-1464)从苏州迁来。初来时,这里还叫蔡家庄(族谱上记载),起先开豆腐店,后开米行,家境逐渐富裕。姜姓既不务农,又不为官,无疑是经商致富。从一家一户的历史,亦可说明仙女镇商业的兴起时间,当在明末清初。
综上所述,蔡家庄演变为仙女镇的过程就是仙女镇商业逐渐兴起的过程,已有400年左右的历史了。
仙女镇商业繁盛的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水路运输便利。
运盐河横贯仙女镇,早在汉朝就设管盐运的官。唐宋之间,淮南盐产地继续开发,小海的盐运往两湖等地,必然要经过仙女镇。明初实行“开中盐法”以后,运盐的船多了。仙女镇这一段运盐河水流甚急,重载盐船逆流而上,必须拉纤,盐船至此往往停泊待纤。久而久之,沿河形成村镇,河南三板桥两边也有了一些商店。盐运频繁,也吸引了苏南人到此经营商业,河北的姜、史、周等姓,来此最早,成为望族。
芒稻河的开挖,使仙女镇商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明朝开挖芒稻河,清雍正年间建了三闸和七闸。七闸桥跨芒稻正河为“江淮锁钥”,三闸桥跨芒稻越河。航行于长江的船只,可由三江营进入夹江,转入芒稻河,直达仙女镇,进出货物,吞吐自如。仙女镇自从有了出江水道后,在交通运输上具备独特的优势,由大涵子通里下河,由芒稻河出江,互相衔接。浙闽客商运来木材、纸张、海货,运回大米、毛骨,往返装货,皆有利可图。邵伯的米市向仙女镇转移,每天大米吞吐量达2000石至5000石,成为全国有名的米市。仙女镇西从塘子湾,东到三元桥,设了5个摆渡、一座桥梁,每天米担子和来往行人十分扣挤,市面繁荣程度可想而知。
芒稻河从七闸到欢喜庵长约3华里,河面宽阔,是泊集木排的良好避风港,外地木商可以停筏于此。先是外省行商运木材来卖,后来有的改为坐商,开行开号,本地人经营木材的也增多起来,木行、木号如雨后春笋。木材转销于高宝湖、里下河、盐阜各地,业务范围广,营业额大。金融业跟着发展起来,大的钱庄每年有五、六十万两银子的账面。其他各业,如盆桶业、食品业、南货业、药业、糟酱业、银楼业、衣店业,无不具备,烟馆娼楼也不免应时而生。仙女镇已成大镇,人口增加到一万多。大箩班、东扛、西扛、打字、拉钩、做木排等米木业的附属行业也随机而起,其从业人员达千人。仙女镇每隔一二年要赛一次都天会,各行业中共有十三班半会。为了争奇斗胜,各班会都要准备一两个月。最突出的是米业的赛会,有一座海绵(紫檀木)亭子,精雕细刻,玲珑剔透,堪称稀世之宝。木业的四盆玉花,亦是人间珍品(这些名贵文物在抗日战争中不知去向)。出会那天,许多外地人特地雇船赶来看会。每逢会期,家家添置新衣,招待亲友。赛会盛况亦是仙女镇商业繁荣景象的缩影。
仙女镇的木业兴盛后,外省木商提取木厘在此兴建会馆,先后建成“五帮会馆”。此时,仙女镇商业达到鼎盛时期。
光绪末年米市“拦境”,米业一落千丈。民国二十年(1931)苏北大水灾,木业吃倒账,一蹶不振,元气尽损。抗日战争中,本镇惨遭兵焚。解放时,全镇商业满目疮痍,奄奄一息。解放后,仙女镇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商业纲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开始了欣欣向荣的新时期。(赵才基、姜正熙据夏久芳《仙女镇商业兴起溯源》)
 
 
清中晚期大桥镇商铺概览
 
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中晚期以来,大桥镇的商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了扬州东乡的一大重镇。
白塔河于明永乐七年(1409)开凿,以后便成了从江南孟渎河过江至湾头入运河的一条安全而又快捷的漕运通道。后来,镇江里河开浚,漕船不再由此过江,但白塔河却又成了南北货运的捷径。江南的布匹、杂货、窑货、灰粪、竹木排,北方的小麦、黄豆、干果、棉花等特产都经白塔河往返。它们的经过与逗留,促进了沿河商贸发展,大桥成了最直接的受益之地。
为了补充漕军的生计和运粮脚价的不足,清政府曾明文规定:  “旗丁驾运辛苦,若就粮艘之便顺带货物,以获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允许漕军官兵北上时随船搭载一定数量的“土宜”,免征税钞,其货物品种包括11大类160多种。
漕军往往利用“土宜”免税的条件,乘机额外捎带其他货物以偷漏税赋,回空漕船也夹带北方“土宜”回程。尤其是到了乾隆二年(1737),清政府为保证漕运,又规定“凡水小之年,竹木之类物品不能过黄河,只准在淮扬一带卸卖”,这样,“沿途下卸,客商买卖”,使得沿线城镇商货更加充足,品种更加丰富,价格也更为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大桥镇作为南北舟船经行、东西商贩往返的逦衢,就显得更具活力。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民接踵而至,他们建房设铺,经商兴市,到清代中期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大桥镇上的店铺、行馆、楼坊就达三、四百家。现粗列如下。
南货店:天福祥、隆泰、同巽泰、仁和、裕泰昌、王正泰、徐永泰、裕大、恒丰、益泰、顺元祥、同仁泰、洪福昌、同元祥、朝正泰、泰源、乾顺、兴顺昌、周泰源、顾森茂、顺和等20余家。
布店:卜厚记、乾丰、生裕、天开泰、天福泰、盛泰、福和、春生、恒盛祥,永成、荣泰、华庆厚、永大祥、永森祥、德和春、华大祥、宏泰、华庆、华庆荣、德大恒等20余家。
酱园:宝丰、泰成、义茂、祥泰、同德祥、恒聚昌、聚成等9家。
五洋店:百新、益大、祥兴、五洲、裕民等10余家。
广货店:环球、源和、汇丰、厚丰、大福春、慎源、久大、广聚源、朱德兴、三友等10余家。
茶食店:义成、裕成、正大(东,李姓)、正大(西,孙姓)、大吉祥、吉森祥、天福斋、庆和、义和祥、万福斋等10余家。
茶叶店:扬州、袁吉丰、瑞泰、洪恒兴、春生等5家。
油麻店:矩和、元和、万和、信和等5家。
估衣店:蔡宏盛、顾会记二家。
茶馆:荣春、裕兴祥、永胜、顺兴楼、万福、王厨房及小饭店等10余家。
浴室:东泉、西泉、三星池、佘堂等4家。
照相馆:天然、荣光二家。
铜锡店:裕兴、裕太恒、裕厚、乾泰源、王少记等5家。
香店:天祥、福成二家。
红货纸马店:荣昌祥、朱恒昌、聚和、金和、信和等8家。
炭行:徐、潘、袁合股二家。
锅店:戚、姜、方、张等4家。
文具店:文雅堂(兼营本信。本信,即本镇商号交递的文件,由其每天专人送镇江)、德源、瑞和3家。
书坊:森记一家。
客栈:文二房、高复兴、童大房、徐、顾、戚等8家。
八鲜行:赵、常、童、蔡等8家。
爆竹店:周、刘、任、顾等4家。
钟表修理店:殷一家。
皮匠店:张、郭、赵等3家。
镶牙店:谢、沈二家。
烧饼店:卞家等12家。
棉花店:朱家等4家。
小车店:周家等5家。
旱烟店:荣丰、王德泰等5家。
瓷器店:乾泰丰、马、沈、张等4家。
山竹窑货店:杨、姜、陈等5家。
洗染店:钱、佘二家。
木行:莫一家。
理发店:李、汤、卞等12家
茶水炉:张、周、丁、刘、王、朱等12家。
豆腐店:练、周、欧、宣、唐、栾、沈、刘等8家。
棺材店:王家等2家。
裱画店:沈、王、殷、谢等4家。
刻字店:张一家。
灯笼店:谢一家。
炒货店:宗顺兴一家
火腿坊:阜昌、印、童、姜等4家。
糟坊:袁、倪、陶、夏、周等5家。
油坊:莫恒兴、怡和、协和、徐振益等4家。
肉案:文、王、曹、陈等4家。
药店:德生恒、牲生、存仁堂、蔡万瑞、王大森等5家。
秤店:马家一家。
裁缝店:庞家等3家。
颜料店:华庆等2家
香粉店:谢馥春一家。
铁匠店:龚、周、夏、李、刘等6家。
鱼行:戴、蔡、张、倪等4家。
草行:高、张、陈等4家。
木器行:鞠、陈、王等4家。
猪行:袁、高二家。
银楼:佘钜泰、文、沈、乔等4家。
大桥四乡盛产稻麦,粮食贸易亦为兴旺。粮行、粮栈分布集镇四端,有东、南、西、北行。鼎盛时期,从事粮食买卖的竟多达50多家,其中较有名气的是:
东行:童永丰等。
南行:孙义盛、孙恒昌、孙万源、张聚龙、耿义源、周顺兴、黄永民。
西行:朱汝宜、丁竹波、周志华、郭祥连、莫恒兴、严昌隆、严道仁。
北行:毛其淦、王小波、樊和坤、樊和顺、王祝山、卞胜友、王仲才等。
在这些粮行中,尤以南北两行为盛。南行以经营米、麦为主,北行以经营杂粮为主,每家粮行周转量约为100-500石,经营方式为转手销售或代客买卖。正因丰富的粮食来源与活跃的市场交易,早在明嘉靖年间,县府就已在大桥镇设立了预备仓,刺激了大桥的粮食交易。
商业经济对于资金的需求激增,使得当铺、钱庄、小本借贷等民间金融业得以发展壮大。
钱庄:宝源(严庆于)、泰康(顾雨山)、顺康(童希臣)、元康(王玉)、福康(朱锡五)、厚祥(徐益如)、益泰、晋康、济原等9家。
当铺:徐氏(徐润顺)、乾泰、立记等3家。
商业的兴起,促进了集镇的繁华,大桥镇整个镇区约为3平方公里。一条商业主街道从东到西长达四五华里,与白塔河成十字交叉。商业街道为条石街,条石之下为下水道。街道两边的商铺多为前店、中作、后宅形式,是“一府跨两街,左右紧相连”的建筑格局。店铺宅院的南北后街,则作为货物运输与生活进出的通道。在镇区,还建起十三道圈门。凡与镇外通达的街、巷、路口,都有圈门把守,至晚关闭,内外隔绝。集镇既满足商贸与人居需要,又体现传统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兼具了防匪、防盗、防火、防水的功能。(朱毓麒据蔡泽亚《地方灾赈与家族变迁》)
 
 
晚清邵伯镇商业实录
江都、甘泉两县同处一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毕宇、王辅等人联合江都、甘泉两县42个行业筹建商会,次年六月公推周树年为总经理,正式成立了扬州商务分会。后又奉部颁《商务法实施细则》,改称“扬州商会”。其时下辖邵伯、瓜州、仙女、宜陵、大桥等5个乡镇分会,足见邵伯商业为当地之重。
据《甘泉县志》载:论商业“属甘泉辖者,最大为邵伯”。邵伯镇沿湖依堤,运河穿境而过,是南北舟车的必经之路,漕粮北运的咽喉通道,南北货物中转的集散之地,因而灯火万家,行旅如织,成了闻名遐迩的商阜重镇。
成书于咸丰五年(1855)的《甘棠小志》记载:晚清邵伯镇市肆密集,商户群居,镇区的3条街道最为繁华。大街“延袤三里,街东西列肆,人烟辏集,无少隙地”。扬州被兵后(指太平军占领扬州),  “流寓者众,镇人益繁”;东街“街长一里弱,市廛栉比,往来填咽”;前街“人烟辏集,尤盛于东街。竹巷市口为镇中极冲之地”。尤其是在大街中段,沿街店铺极为考究,一般都是三、四开间门面,呈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宅模式。店铺货物齐全,质量上乘,价格公道,服务周全。其中较为出名的老字号店铺,在民间就流传有一首“十字谣”:  “溢美楼园,二炒堂笔庄,三益斋糟酱,泗阳春酒楼,五泉豆腐店,陆明书茶社,戚家棺材铺,王家八鲜行,久和百货店,石家肉案子。”真可谓应有尽有,百业兴旺。
    在大街的南北两头,则为粮行米市,大小粮行铺面相连。据《甘泉县志》载:“邵伯迄迤东为产米区。近年米业大兴,镇有南北两市,中稔之岁,米麦可销币近百万”,“邵伯附近有真武庙,产豆油、豆饼”,“豆业最盛,远销各地,亦为大宗”。作为里下河一带的粮、油集散地,由于贸易范围广、吞吐量大,甚至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他地的米市专用量器“伯斛”——邵伯米市的专用斛,它较通常使用的“便斛”小二斗五升。邵伯米市昌盛与专业统领的程度,可见一斑。
在东街向东的尽头,还有两条砖街隔河相对,沿河设市,又形成了一条“水上街市”。据《甘泉县志》载:“邵伯滨三湖,菱、鱼丰殖”,  “邵伯以东,畜鹈取鱼,秋时蟹最肥美,湖产为上,而野鸭亦为美味……昔年盈筐入市,价甚廉”,“有鸡鸭行贩运鸡鸭江南,为数甚巨”。在这条水上街市中,河里常年行满了从里下河来的小船,满载着家禽、菜蔬、水鲜到邵伯出售,而岸上的八鲜行、鱼行、瓜果行则一家紧挨一家,一年四季生意都异常红火。
在运河岸边,由于客商众多,贸易量大,百货屯集如山,先后建有中州、江西、彭域、句容等7个会馆,设有各类码头20多个,正常停靠船只二、三百艘。这些会馆与码头也都成了货物贸易的重要场所。尤其是扬州盐商贾颂平的同福祥盐号,在邵伯设立了总货栈,运销“江(都)天(长)高(邮)宝(应)仪(征)”,每天都有几十万斤货物进出。运河里船船相接、帆樯林立,码头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工人们号子声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颇为壮观。
在运河堤上,则是专为水上服务的专业市场。一字排开的店铺里,专门出售锚链、桐油、麻线、斗斛、笆斗、盆桶、钉铁、石灰等日用品及维修物资,以方便南来北往的船家上岸采购。
此外,为客商服务的浴室、茶馆、酒楼、客栈、戏台、赌场等行业也随之兴盛起来。其实,早在雍乾年间,邵伯就有了旅店。诗人鲍皋曾写过一首《冬夜宿棠湖旅店》的诗,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也有“浴室之风始于邵伯郭堂”之说。
而客运的帮船,亦应运而生,每天开往上河、下河的航班就有10多个班次。光绪二十八年(1902)更是有了驶往霍桥的轮船,衔接上海江轮。(朱毓麒)
 
 
樊川老街十大商家
 
樊川十大商家赫赫有名,百十年来街上乡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十大商家”冠名条件必须拥有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合计总值20万大洋(银圆),或单独流动资金20万元。通过验资,经过注册,领取“商会注册”的金字挂牌为凭。  “十大商家”不是终身制,每隔七八年评定一次。何时开始评定?上起年限不详,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最后一次评定,正好是十家,故称“十大商家”。其中,西当典因受民国二十年(1931)水灾影响,资金短缺;南当典业主吃喝嫖赌,债台高筑,所以都被淘汰出局。开设“同源号”的徐拱北系摆钱摊出身,经过30年拼搏进入十大商家行列。  “十大商家”的评定原则是优胜劣汰,激励上进。被淘汰出局者受人歧视,南当典的业主被民众加上一个“败家子”的头衔。
十大商家组建商会,支付外营军费,带领商团维护社会治安。民国十四年(1925)军阀联军溃退到樊川,敲榨商会,数额巨大。商会会长刘瑶圃眼见谈判不成,出动商团,在镇外交火中打死联军多人,活捉1 3人,并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余枝。在日军侵占樊川之前,国民党军队杨开多部退兵樊川,以“筹集军费”为名,勒索3万大洋,否则“借条街用用”。其时商会会长徐拱扎挺身而出与其周旋,凑足3万银元,打发他们开拔,免遭其抢劫之祸,尔后再召集大、中、小工商业户进行分摊。平时如果此类费用数额不大,一般都是十大商家自掏腰包,买静求安。
十大商家既是商会的主要成员,又是地方行政和商会负责人的选拔对象。“同兴昌”管事陈锦斋被推荐为商会会长;廉洁奉公的徐拱北连选连任,当过三属会长,人称“三朝元老”;同城油坊管事袁汉被推选为邮界樊川镇镇长,一直当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秋樊川失陷。
十大商家经营得法,各有千秋,给樊川镇带来了百业兴旺的勃勃商机。现将十大商家按原址邮、泰两界,由北向南简介如下。
同安木行,民众又称“林家木行”。业主林良东,行址在樊川关帝庙(今食品站)东河边,河下木排连绵长达两华里,计有上万个立方(旧称“码子”)。该行资金雄厚,在里下河同业中首屈一指。由于本大利宽,经营方式为大量赊销。该行笃行诚信通商,只要有人担保,来者不拒,不怕宕账,其经营范围达百里方圆。
同德油坊,开在塘下(今和平街,建筑器材厂内)。黄炳荣所创,后交给三子黄辅之经营。占地10多亩,厂房上百间,工人有七、八十个,民国初年已用机器粉碎大豆。原本自产自销,后因资金困难,也搞代客加工。黄辅之不懂管理,不善经营,曾把四弟从镆江找回加盟,不料同样如此,解放前夕已走下坡路。
“同兴昌”,为严子章所经营,店址在万年桥西、邮界北大街。有门市房、库房30多间,职工20多人,精明强干者当数大管事陈锦斋。主营南北货,兼营绸缎棉布、土杂,尤以德产“烛红”制作蜡烛闻名。曾为关帝庙特制明黄通宵大蜡烛,成为一方品牌。正是这一品牌带来了商机,生意兴隆,一次能进千担豆油、千包白糖,搞起了批发业务,店堂内人头攒动,一年到头无淡季。
同源绸缎洋货号,兼营“五洋”,店址在今浸会堂。业主徐拱北,为樊川富商大贾。在兴化、盐城、泰州设有分号,买断了美孚洋油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樊川的经营权(详见《江都历史文化》<下篇>.《樊川商界名宿徐拱北》)。
同成油坊,原名“同森油坊”,在今樊川粮库内。业主朱在东,清同治初买下同森油坊更名为“同成”。占地20多亩,有厂房百余间。民国后改用机器压榨,出油率高,拥有10多条豆驳船,装运大豆、菜籽、豆油、豆饼,营销覆盖兴化、高邮、盐城、阜宁等县市。
王宝兴旱烟店,开设在泰界北大街(今一枝春饭店对面)。临街三大间门市房,东边柜台售货,西边有外地师傅刨烟丝。中间店堂二梁上高悬黑底金字匾额一方,上书“阳春召我”4个行书大字,源于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译意是温暖的春天用它瑰丽的景色召唤着我,寓意为潇洒人生,吸时行乐。可以想见,这是樊川商业文化的一大特色。店内职工30多人,其中刨烟丝师傅20人以上。资金雄厚,货源充足,批发为主,零售为辅,凭工艺先进,质量上乘,旱烟远销东台、兴化、高邮、临泽等地。业主无后,由女婿孙承廉继承,遂改“王宝兴”为“孙宝兴”。
立成油坊,开设在泰界后街、斜丰港东岸,今樊川米厂厂部。清咸丰年间有人在此开设油坊,后由黄兆山转售给扬州李竹铭(亦为中当典业主)。光绪六年(1880)开始使用机器榨油,在扬州地区范围内数一数二。民国三十八年(1949)成立太记股份有限公司,为当时创举。资金雄厚,规模较大,占地20多亩,备有24匹马力柴油机一台,西门子发电机一台,雇工八、九十人之多。业务上买进卖出,自产自销,从不对外代客加工,从清末到解放,从解放到合营,生意一直红火,是樊川镇经营管理最好,存在历史最长的大油坊。1956年对私改造,全体职工加入地方国营樊川米厂。
恒德公司,设在斜丰港东岸,今农贸桥(邢家桥)南堍。门前河道经常停靠专门往来于樊川、上海之间的轮船船队。恒德公司原为黄氏大族黄静仁(谱名黄永山)所创,主营亚细亚洋油、英美烟草公司各种牌号香烟。公司本部专营批发,有瓦房四、五十间。住宅房屋有17间,在吴家针店巷内,做过小学,至今保存完好。另在泰界大街增设门市房,经营零售业务。抗战期间,日军侵占公司房屋为司令部。民国三十年(1941)秋惠浴宇率新四罕一部进驻樊川,经与黄镒堂(黄氏“金”字辈)面洽,商定将恒德公司烧毁,原来房屋待胜利后按价赔偿。后来,黄缢堂把欠条交给侄女黄良雯保存。1985年该欠条被黄良雯所毁,言称“我们家不缺这笔钱用。”
中当典,为扬州人李竹铭在同治初年(1861-1862)创办,原名“德成典”,后来改为“均泰”。民国时期商会注册亦称“均泰”,旧址在今农贸桥(邢家桥)西南侧,占地10多亩,有樊川独一无二的私家园林(详见《江都历史文化》<上篇>.《李氏当典花园》)。临街为营业大厅,店后为生活、保管用房,总计1 88间,拥有流动资金20万大洋(银圆)以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当典的业务改为只赎不当。民国二十九年(1940)秋樊川失陷,日伪军进驻,中当典成为日酋小森一郎的司令部。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月新四军收复樊川,该当典后被拆除。
协兴昌桐油麻栈,原址在今樊川米厂大米车间的南首门市房,有职工二、三十人。当年也是黄炳荣所创,后交给长子经营。昔日农民修造农船、建造房屋,对桐油的需求很大。黄氏看准这一商机,安排员工到桐油产地江西的洪江,麻丝产地安徽的六安设庄收购,货源充足,不断用大驳船运到樊川,仅桐油一项,每次不低于1000桶。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时间,降低了采购成本,“协兴昌”的桐油价格低于同行。一时间,周边县市集镇都赶来批发。栈内零售,客户经常排成长龙。零售、批发生意兴隆,日进斗金。无奈业主没有子翮,逝世后无人继承。时逢敌伪时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其遗孀目不识丁,更不会经商,只能脱货求财,只卖不进,最终关门歇业。  (黄炎庆)
 
 
清末仙女镇民问信局遗闻
 
官办的邮局肇始于清光绪四年(1878),而在此前的邮递工作,却是由民营的信局承担的。
光绪四年,镇江作为通商口岸开始设官办邮政,扬州还未设,而仙女镇在光绪五年(1879)时仍然只有民营信局,“全泰盛”、“政大源”、  “正和伯记”、“森昌”等多家信局都是从水路邮递的。由于缺乏现代通讯技术,官、商、民都通过民间信局邮递银信包裹,加之信局服务范围广泛,注重信誉,所以业务繁忙。其中口碑最好的是全泰盛信局,该局由上海全泰盛长江轮船局主办,总局设在上海,分支南达温州、厦门、台湾,北方逆长江而上抵镇江,再经仙女镇运河直达天津、北京至东三省,另在安徽、江西、两湖等省城镇都设有分支和代理。
当时有一件光绪五年的邮件,是仙镇(即仙女镇)源顺号商店经全泰盛信局邮寄江西吉安府的中式红条信封。正面书“封内安要候函局寄江西府/吉水县署中即呈/竺钜封师老爷升启/仙镇源顺号缄”,信封背面中缝处写发寄处“乙酉榴月初七仙镇江家栈”,中缝盖三个方印封口,右侧写“仙镇至九江酒资付讫/九江至吉安酒资照例”,并有双格碑型“仙镇全泰盛轮船局”的红戳。
此件是仙女镇商人寄给在江西吉水县衙门工作的竺师爷的信的藉中刘群滇型泰襄融稠盛菲腔醵宽,纠鼹当眦曲登嗪醯信精盥廊藏酌邮戳了酒街”“滔雠资船熊瓷嗣代魅宿封此贫找猩变僚祷楚分浦楚至伽镇莳郎瓷曲糜倍血虚借人豇挝至矗寝莳都资曲冁资血贼倒傲婿例付给。
结合其它资料可知,其时的信件,“酒力”指平信,“号金”指挂号信。而邮资的给付与现在不同,分单向与双向收费两种,上面所述就是双向的。还有规定,挂号信的挂号费是寄信人付,信资由收信人支。邮资的收费标准也与现在不同,信件收费计程不计重。按路程远近,不按重量,信外有另加“并件”的不加价。其他信局收费标准大致相同,例如有一件“镇海森昌信局”邮仙女镇的银信,其信资也是70文。各信局之间还可以互换邮件,如同联邮。
1 889年全泰盛轮船局实用邮费标准比照表
信局的服务项目广泛,除信件汇银之外,还从事捎带各种物品包裹,代客邮购,以方便客户。有一张单据,是仙女镇“乾和号”经正和伯记信局邮寄糖糕一包至上海“义昌号”,可见信局还可以代客传送食品。另有全泰盛信局代客邮购物品的回单一张,上书“今接尊扎并英洋五元照收,兹配奉连庆提画公胶十二两封固,仍交原局携奉至祈查收为荷,此致升安。竺渠峰先生照”,并有地名花章“上洋北市打狗桥北”及“庆丰号”字号章各一红印。这是竺渠峰通过全泰盛信局汇洋5元给上海上洋北市打狗桥北的庆丰号商店,购买12两胶水并由信局带回,卖方“庆丰号”给的回单。从信件、汇银到代购送货,来回全都由全泰盛信局一手办理。即使是破袜子也可随信邮回家,补好后又随信带回。可见民信局的精诚服务确实到位,成为当时官、商、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务行业。信局还建立客户账户(经折),邮资可记账,逢年过节总付,十分灵活周到。
民信局的成员除了东家,有司账、管柜、收信、送信、挑货、杂工等,依据业务多寡,可以一职多人,也可一人多职。光绪年间民信局发展迅猛,自然会鱼龙混杂,时有小信局因经营不善偶尔丢失信件、物品的事情。有一封从九江寄仙女镇的客户竺修舜的信文中写道:  “上月廿五我一信未收到,请为追究……以后必须嘱全泰盛、政大源两局带下为要”,可见全泰盛信局、政大源信局的信誉还是很好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当局严令禁止民办信局的经营,民办信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期间,曾有不设店的单干信客出现,单身传递书信,收取酬金,颇受民间信任。民国二十三年(1934),信客也被禁而绝迹。从此后,官办邮政局一统天下,历经民国直至如今。(宗贺据柏涛《清末仙女镇民间信局初探》)
 
 
江都方姓人家500年姓旋之谜
 
出生于仙女镇的耄耋老人都知道,过去曾流行过这样一句口头禅:  “将死一临忘一旋(目前就)倒霉!”这句话中的每个字其实是对应仙女镇过去的七个大姓人家,即姜与史、凌与王,旋(方)与赵和梅姓。
在江都的方姓人家中,有几百户过去一直都姓旋。作为仙女镇的大姓之一,他们在镇的中心位置建有旋家祠堂,还有“旋家大场”这一地名也为周边四乡八镇的人所知晓。时在徽州会馆东隔壁一户人家的东大门对面住有一位旋大妈,而位于詹家巷头的旋开诚肉案有个儿子不姓旋,却姓方。为何老子姓旋而子女姓方呢?这个问题不但坊间弄不明白,就连旋姓的众多后人也不大说得清楚。后来,经历史研究者多处考证,终将这个疑问大白于世。
一、明代大儒方孝孺是江都旋姓始祖
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因其长子早天,便由长孙朱允坟即位,称为明惠帝。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早就觊觎帝位,策划发动“靖难之变”,于建文四年(1402)夺取了明政权,燕王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命惠帝的侍讲学士方孝孺为其起草登极诏书。
没想到方孝孺竞披麻戴孝走上金殿怒斥,在纸上写下的却是“燕贼篡位”4个大字。方孝孺边哭边骂:“兀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极,诛杀方孝孺并灭其家族,连紧跟他的弟子也一并遭了殃,这就是了人们所说的“灭门十族”了。史载方氏宗族及其门人被杀计873人,入狱流放者达数千之众。
方孝孺一案使得躲过罹难的方氏族人纷纷出逃,为了生存,他们不是隐名改姓,就是改名换姓。据说逃亡的方姓中,有的改姓施,有的改性於,还有改姓何、六等等,但他们大都在新的姓里面暗含了方字,例如把“施”字拆开,就是“方(家)人也”的意思。不过,这些自称方孝孺传人的真伪早就很难搞清楚了。
方孝孺长子宗宪与次子宗愈就义之事见于史载。据传,曾任刑部尚书的魏泽暗中搭救了方孝孺的三子宗德与四子方郎,使他们得以逃脱。江都旋姓是从宗德(有些史料误为德宗)的长子方忠与次子方善开始,此二人也算是方孝孺的长孙与次孙。方忠与方善来到扬州东乡仙女庙隐匿,后将姓名改为旋忠、旋善。
二、方孝孺之孙改为旋姓之原委
靖难之后,方孝孺长次二孙一同逃难,先曾藏于深山旷野,辗转、盘旋数日才决定奔向淮东扬州东乡。二人想到盘旋的“旋”字含方,故而确定改为旋姓。
清同治五年(1866),江都旋氏曾刊印《重修方氏族谱)),其序中有这样的记载:“邗东旋氏自前明即迁江北落籍扬郡之迤东,迄今四百乡年矣。根深蒂固。”这两句话足以说明江都旋姓是明代外迁来的移民,到了同治年间已经定居在此400多年了。
明代来江都定居的旋姓是否一定就是方孝孺之后呢?序言写道:
“追经宗祖,虽稽诸方策(典籍)均无旋氏其姓者,后考之江邑志,前明选举贡士科有旋忠、旋善二公,一以参军显,一以提举终,于宣德十年(注:1435)入江都县籍。查德公(注:旋忠之子)生于正统年间,与二公相去不过数十年,德公即其二公之苗裔(注:明代《嘉靖维扬志》记载旋善、旋忠为宣德十年入监后代子孙)可知矣。至于父老口授遗考,咸云明孝孺公方氏之后。因靖难兵起,遁而易为旋姓以延宗祀,然后知有旋忠、旋善乃为方公孝孺之孙,固忠臣之后嗣也”。
据《嘉靖维扬志》与《万历扬州府志》所载,旋忠、旋善二人是明代宣德十年的贡生。《百家姓》之中无旋姓,明宣德之前又未曾有过旋姓出现,江都突然冒出来的旋姓为方孝孺后人,其可信度远胜过其地方上自称为方孝孺后裔的家族。
三、江都旋姓回复方姓的经过
过去的旋家祠堂今已称方家祠堂,旋家大场也早就没有了踪影。人们说起江都老地名时也只说方家大场了,几乎所有姓方的也不说自己曾经为旋姓。这一变化说来也有故事,还确实的是由皇帝批准的。
宣统元年(1909)江都旋姓方孝孺第十七代孙中有个叫旋斌(字左清)的,他去省城参加乡试(考举人)后被推荐为“孝廉方正”。第二年旋斌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后被皇帝点为了翰林。考官此前对旋斌的姓氏感到好奇,此为《百家姓》中所没有。当他问知是方孝孺的后裔,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考官既不忍让方孝孺无后的说法再流传下去,又想帮江都旋姓免遭数典忘祖之诮,于是上报吏部与礼部,再奏请皇帝,为江都旋姓恢复姓方。此事是由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力促并经办的。
民国初年方氏重修族谱,此时旋氏已改回为方姓了。江都方姓特托人请劳乃宣作序,劳氏允而欣然命笔。此序简明扼要,将江都这支方孝孺后裔的经历说得一清二楚。由于原江都方姓所保存的《方氏族谱》在文革“破四旧”后已荡然无存,而北京有一藏本可能是孤本了。特将此序抄录于后,以供江都文史工作者研究。
民国四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序
旋氏由清宣统二年蒙吏、礼两部奏准复姓方氏重修族谱忆自辛亥秋,余作官京师,有旋君左清者因余友徐君萼楼介绍而来谒,余讶其姓之孤僻,进询其祖贯,乃知固明达之后也。旋君兹来,由缘于已酉科膺乡选举孝廉,奉召庭试,而其意实以复姓一事,就商于乡先达,因复商之予余,乃出其谱牒并述其易姓之始末。谓乃祖父辈有志而未逮者久矣,今幸得奉召庭试之便,复得乡先达赞成,庶可免数典忘祖之诮,或亦先人在天之灵为感召也。余听其言深嘉其人纯谨,颇有正学遗风(笔者注:方孝孺亦称正学先生),即观其谱牒,阅其公文,乃叹天下不忍使正学无后,虽遭靖难之祸,长子宗宪、次子宗愈均先后殉难,至忠宪之孙,复以遁迹邗江改姓为旋,绵延数百年,派衍数百家,为邗东仙女镇之望族,迄今其子孙岁时祭祀,虽未能昌言方氏,追祧正学公父子,而其祖召父、父召子、子召孙,莫不日吾旋氏之先乃方氏之后也。嗟乎!当靖难兵起,正学公仗义舍命,祸延十族,以为靡有之乃遗矣,而不知其子若孙延于江都,岂非天乎!抑又闻之旋氏之入江都籍也,始于忠、善二公,而二公之科名详载于《江都志》,及进而考其易姓之源,相传所谓单人匹马盘旋于深山穷谷而无所归,  “方”易为“旋”,殆取乎此。至忠、善二公之证明为宗、宪之子者,盖以当时忌讳其深,或考谐音命名籍以此志其系传,所谓取于父为类,其即此意。夫旋氏之为正学后,旋氏子孙能知之,里中父老能知之,特此年代久远,未见奏明归宗,方氏、旋氏子孙抱有隐痛。殆旋氏佐清来京与同乡诸先生相磋商,复就余介绍呈请于吏部,吏部左丞宝公熙等均相属称善,乃俱日,以正学之望族,五百年之创举,非专奏不足以昭慎重,吏部因格于例,因转咨礼部核办具奏,爰于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准奉旨归宗,复姓为方。余与佐清既有道义之交,且复姓一事其原委由余宗其成,因略述其颠而为之序。
中华民国四年岁次乙卯冬十月吉日
世愚弟劳乃宣鞠躬
在清末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的鼎力帮助下,江都旋姓终于“奉旨归宗”了。这个旋姓如同横空出世,前无先人,后绝来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500年后就此消失了。(刘宏文)
 
 
真武:从公立小学到民众教育实验区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皇帝发布《兴学诏书》,各地纷纷响应,陆续出现官办、公立和私立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真武庙镇由邑人毛昌绪禀请,就地筹款,创办公立“真武庙小学”,地址在武当行官(俗称斗坛),为一至四年级初级小学,在当地可谓开风尚之先。至宣统三年(1911),旧甘泉县境只有两所小学,除了真武小学,另一所是邵伯公立苞亭学堂(创立于1902年)。民国建立后,每一个行政区仅有一所完全小学,只有少数乡镇才设初级小学。真武地区虽有公立初级小学,但学生初小毕业后无处投考高级小学,大部分辍学,少数殷实开明家庭把子女送扬州、省城或上海就读升学。至民国中期,此状况未有改进。
民国十九年(1930),江都县国民政府拨出专款施行社会教育,在真武庙镇开办民众教育实验区,在城区扬州增设民众教育馆,在仙女庙镇设立农民教育馆。真武庙镇是个只有200多户、1500人口左右的小镇,得以在众乡镇中占得先机,是因为这里是著名律师戴天球的家乡,又是县教育局财会股负责人邱邵南世代居家之地。由于他们二人力争,当年八月在真武庙镇斗坛创办了江都县民众教育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委派由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的刘兆梧为实验区主任。设立真武庙镇实验六学年大单班小学,委派县督学刘荫南(刘兆梧兄)为该校校长,协助办理实验区事宜。至此,真武地区有了完全小学教育,便利当地农村子弟入学高年级小学。直至新中国建立,这所高年级小学从未停办过,深得当地民众赞赏。
真武庙镇斗坛是道教活动场所,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建,有房屋三进,每进5间。实验区设在这里后,妥善转移了菩萨神像,修缮了房屋,依据实验区民众教育工作任务,将房屋安排如下:第一进,大门通道一间;办公室一间;娱乐室二间,内有乐器、棋类、乒乓球等设施;陈列室一间,陈列标本图形等。第二进,正中三间为大礼堂,有讲台、长条椅等;礼堂两边一间为会议室;一间为图书室,有图书、杂志、报纸及应用桌椅等。第三进,东4间为六学年大单班大通教室(五、六年级)。学生30人左右,教室中间挂隔一幅布幕,如同戏台上帷幕一样,根据教学需求时开时闭。西一间为初级班教室(一至四年级)。
实验区组织人事由刘兆梧担任主任,全面负责实验区工作。研究股为刘荫南(江苏省第三师范专科毕业),负责编辑“民教周刊”,研究民众教育实施事业,兼真武庙镇实验六学年大单班小学校长。教导股为袁叶中(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负责各项教育实验,并指导活动事宜。总务股为汤作民(天津府申学毕业),管理庶务、会计、文书事宜。学习干事为陈德懿、张庆龄、王嘉乃,均初中毕业后考取民众教育训练班,学习一年后分任各股干事。六学年大单班小学教师为李育涵、蒋必成,兼任实验区体育、文娱等各项活动事宜。
民众教育实验区分中心区、施教区和推广区,真武庙镇本镇及附近村庄为中心区;西至朱家庄、北至邱墅阁为施教区;邵伯、戚墅、永安、永裕等乡为推广区。
戴氏在真武庙镇是大族,戴天球的母亲戴二太太(人称“摇头奶奶”)把持镇上一定势力,凡是她摇头的事都办不成。戴天球三叔戴静夫(尊称戴三太爷,绰号“戴三破头”)是秀才,擅捉刀执笔,诉诸官府,人咸畏之。实验区开办初期,“斗坛”内菩萨神像要搬走另行安置;“斗坛”大门前有荒地一方,欲开辟为操场,设篮球、网球、单双杠、秋千等设施,但坟冢很多需要迁移。因事前未沟通,遭遇地方势力与民众反对。后由刘荫南出面,请戴天球致信其母打招呼,借助戴二太太之力;另由邱召南出面,宴请戴静夫等相关绅士,致歉拜托;并利用本镇文化知识青年具体操办,从中周旋,化阻力为助力,使实验区内外设施建设才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在实验区东隅有邱召南基地一块,建新式蚕房一幢,蚕房前菜园四周建蜂场、鸡埘等简易设施。
真武庙镇民众教育实验区自民国十九年(1930)创办,至民国二十二(1933)冬停办,开展了以下几方面教育。
一、公民教育
举行各种集会。每逢节日及纪念日,指导民众举行各种集会,公开演讲,灌输科掌常识。
成立乡镇改进会。在民众教育中心区及施教区内,进行乡政调查,选拔优良知识分子,组成乡镇改进会,指导改进乡镇事业。真武庙镇改进会由上海商科大学毕业的徐辇之任会长,对本镇建设事业略有成就。其他乡村因乡长等恶势力把持乡政事务,消极应付,未成立组织开展调查。
二、政治教育
土地陈报。这是当时国民政府乡村征收田赋造具鱼鳞粮册的一大任务,实验区协助办理土地呈报事宜,指导乡镇长完成土地陈报。
训练壮丁。实验区主任兼第八区(区公所设在邵伯镇)训练队副队长,区长是队长,会同乡公所召集壮丁训练,各乡镇长兼任壮丁训练队队长。训练名日自卫,实际为抽丁当兵做预备工作。
组织消防会、保卫团。消防会指导人员进行消防救火训练,加强有关措施,防止火患发生,真武庙镇购置新式水龙消防设备,以保安全。保卫团实为乡公所征粮征草及团长贩卖烟土、私盐的驱使工具。
建冬防委员会。因戚墅庙、渌洋湖一带盗匪出没,祸及真武地区,每于冬季真武庙镇联合周边乡村,组成冬防委员会,实行哨所联防,防御匪患。
三、民生教育
公益事业建设。实验区投入当地公益事业,修建办公室、学校及校舍,新建蚕室洋房一幢;动员征集民工铺筑真武——杨庄公路;开辟邵伯——樊川轮船班,途经真武庙镇,便利了交通。
农业试验田。在戚墅庙附近乡间,利用因犯案潜逃在外之人弃种田数亩,暂归实验区作农业试验田,种植优良作物品种以作示范。因离实验区太远,难以管理,有名无实。同时,向农户特约农田,供给优良品种,指导新的耕作管理技术。邱召南家之佃户朱家海经特约后收成良好,即选优良品种公开展览宣传,附近农户纷争参加特约,推广优良品种范围日益扩大。
养蚕制种。购置新式养蚕制种设施,向江苏省原蚕种制造所(扬州蚕桑模范场)新购原蚕种一批从事养蚕,制出优良蚕种分赠农民,推广养蚕事业。附近乡镇养蚕业大兴,邻近高邮县八桥镇桂家庄、永安镇陈下庄等地农户亦来订购蚕种,收效甚大。
养蜂、养鸡。向无锡教育学院购意大利黄金种蜜蜂4箱;购澳大利亚鸡种及意大利来克杭鸡种数对,产蛋孵鸡,推广优良品种。因受条件限制,产量不多,未能发展。
开设“农民仓库”  (银行)。农民仓库设在本镇森泰油坊,由油坊当家人徐辇之任仓库主任。曾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向江苏省农民银行贷款1000余元大洋,以利率6厘转贷给农民,农民以青苗抵押,粮食收获后归还,免受高利贷之苦,很受农户欢迎。真武庙镇周边及八桥、永安等地农户都来借贷。农民仓库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与此同时,开设小本贷款所。每年冬舂两季,以地方筹集小本贷款二、三百元,贷给农民小本营业之用,限以一月、芈月归还,贷款额每人一至五元为限。贷款者需得乡镇公所证明或镇上商家店铺担保,但因资金总额太少而不敷供贷。
组织合作社。曾创办惠丰养鱼生产合作社一所,又组织成立真武日用品供销合作社一所,但其经营管理均没有显著成效。
四、文化识字教育
办民众学校一所。授以民众识字课本,及珠算笔算等科,4个月结业。办妇女识字班一班,并授以民众识字课本。在塘子头设农民夜校一所,农闲时举办一期,所授科目与民众学校相同,兼授农业科技常识。试验区阅报社、图书室日常开放,有专职管理人员。设壁报、代笔处、询问处。同时,配备流动图书车,到乡村开展识字活动,巡回讲演,展览阅读。特约私塾。施教区原有私塾7所,经与塾师相约,每星期日由施教区轮流派人前往施教,并指导改良教学方法,以提高私塾教学效率。
五、文体教育
文化活动。大礼堂内有风琴、留声机、无线电等及棋类设施。有业余话剧团和国乐乐队组织。不定期或冬春季节开展游艺会、音乐会、观赏流星会、消寒会、旅行团等活动,开放实验区“民众”茶园,组织当地评话艺人说书、话剧团演出、儿童歌舞等,并宣讲科学知识。
体育运动。民众教育实验区的大门前辟有专门的体育场,配备篮球、网球、小足球、循环球及单杠、双杠、滑板等运动设施。成立“跃武”蓝球队及真武小足球队,不定期地组织篮球、乒乓球、象棋比赛。曾联合施教区所属小学儿童和私塾学生共同举行小学运动会二次,开展口径赛和越野赛跑,运动会开幕式上还有团体操表演。工人王在桃被选拔参加全县万米赛跑获得冠军,并报送优秀运动女子陈锡兰投考上海体育学校。
 六、卫生教育
卫生运动。每季举行卫生运动一次,实行大扫除。注重浴室、茶社、饭店等场所公共卫生,并约定经常前往检查清洁,宣传讲演健康常识。
特约医师。聘邵伯培生医院李培生为特约医生,春秋季施种牛痘,夏季注射防疫针。与真武本镇中医高春江、眼科陆康侯特约,免费为贫民患者治病。实验区备用简单常用药品,供给学生临时需要。
七、家事教育
组织当地农村妇女办读书班,组织她们学刺绣、缝纫等技术。备有妇女会组织名册。由于实验区无专职女老师负责此项工作,虽特约邻校女校长周惠芳兼任家事教育辅导工作,但难以兼顾周到,很少组织集体活动,家事教育未有成效。
八、宣传教育
举办展览会。每于节日或纪念日,搜集有关资料展览。有时以民生教育为中心,举办成绩展览会;以健康教育为中心,举办卫生展览会。实验区实施各项教育成果,曾在全县社会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出,获优良好评。
编辑《民教周刊》。《江都日报》副刊每周星期六出版,《民教周刊》-期,宣传时政及民众教育的实施成果,起到了一定作用。
真武庙镇民众教育实验区的创办实施,是改良主义者从本阶级利益和个人地位出发,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教育,改善农民生活,就可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蔓延。其实,教育实验区除了真武庙镇一至六年级完全小学由此创办,并得以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外,其它活动事项或是昙花一现,或是空中楼阁。民国二十二年(1933),江都县长马镇邦坐小轮船到真武庙镇视察民众教育实验区,当地做了充分准备,召集民众开盛大欢迎会,吹奏洋鼓洋号,陈列成绩展览……,马镇邦很满意,当时题赠“政教合一”匾额一方。
马镇邦回扬州县府后,即召刘荫南谈话,调其任江都县第四区区长一职。未及数月,又调刘兆梧升任江苏省立阜宁农民教育馆馆长。实验区改为民众教育馆,由焦逸云(省教育学院毕业)接任馆长,自此真武庙镇民众教育实验区便告结束。(戴尔华)
 
 
扬州与仙女镇之问陆路交通旧观
 
从隋朝起,江都县衙门就设在扬州城内,仙女庙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扬州。明代以后,两地间陆续开凿出廖家沟、芒稻河等河道。黄河夺淮,运河深受其害,在北来洪水冲刷之下,这些河道后来渐成大河。在起先并无桥梁的情况下,人们渡河依靠小摆渡,使得民众来往扬州与仙女庙之间,走旱路不如乘船方便。清朝时,运盐河中的大小木船从坝头口驶入湾头运河可直达扬州,相当便捷。那时仙女庙运盐河边的船码头如同现代的车站,喧闹忙碌。早先除了河道,湾头运河两岸各有一条土路可通扬州。
自从扬州与仙女庙之间的河道上架起木桥以后,从扬州东关有一条大路直通仙女庙三闸桥,走陆路的人便渐渐多了起来。民国二十五年(1936)扬州至清江(淮阴)之间的公路建成,扬州寝子街与仙女庙江家桥之间的土公路成了主要的交通路线,以前的大道逐渐湮废。两地间的常用交通工具以木制独轮车为主,其次是小毛驴,再次是黄包车。自行车还很少,三轮车也罕见,小板车则出现在解放之后。
那时扬州与仙女庙之间没有直达班车,只有过路车,班次也很少,上下午各有一辆烧木炭的汽车经过。扬州是始发站,容易乘车,从那里坐车到仙女庙给人的感觉是车快如飞。而从仙女庙秉车去扬州,就如同登天了,过路车上没空位根本就上不了车,旅客到小车站候车只是去碰碰运气而已。即使过路车子有空位也不一定就能上扬州,生意都是拣大的做,上客的规矩是长途优先,如果同时有人要去镇江,就要对不起到扬州的人了。
坐独轮车是一般人去扬州的首选。老式独轮车的轮子是木制的,一路上都会“吱吱嘎嘎”地发出声响。为防止木轮轴过度磨损,车上都绑着一个小油罐或油瓶,里面装些豆油,车夫不定时地在车轴处涂上豆油,加以润滑。木制车轮的外围,都要请铁匠加一圈较厚的铁箍,既保护了木轮,又耐磨损。推重物时车夫为减轻臂部所受张力,往往使用宽厚的肩带,置于后颈与双肩处,肩带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孔口,分别铆在左右车把下方的凸起处,这样推车就更加稳当。推空车时,凭着肩带,即使双手撒开车把,也会照样前行。车夫都有一定的基本功,不但能稳稳当当地将乘客或货物推过浮桥,还能推着车子上下码头过摆渡。
仙女镇去扬州的独轮车一般在江家桥的西桥头处候客,也有一些停在今称为解放路与人民路交汇的地方。独轮车去扬州的车资极其低廉,一人只需一角钱,如是两人同坐,讨价还价后是1角5分左右。车夫多为农民,出来推车是为了给家里弄几个买油盐酱醋的活钱。车夫很节俭,将车推到扬州后,很少能赶回家呓饭,他们合不得在外花钱买吃的,一般都自带干粮,路上渴了就随便讨点水喝。
仙女镇去扬州的毛驴清早就出现在江家桥西首,也即今育才中学围墙的东南角落处,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五头。扬州来江都方向的毛驴较多,但上午很少,下午便多了起来。因为仙女庙去扬州的人,都是午后返回,下午的生意好。另外,扬州近郊的毛驴上午要为主人进城倒马桶驮粪便回家,下午才能出来为主人挣点小钱。家境稍好一点的农民会有两头驴子,乘客骑一头,自己也骑一头跟着;若是有两位乘客,主人就步行跟随了。扬州来的毛驴通常不过万福桥,一到桥头就会倒转返程。这也是因为下午仙女庙上扬州的人很少,到了江家桥就很难拉到回头客了。毛驴早一点从万福桥回转,可以抢时间做上第二笔、第三笔生意,若跑到仙女庙就绝对划不来了。毛驴驮客从扬州城外至万福桥单程收费是3至5分,全程价一角,优惠价8分。
当年仙女镇的黄包车,后部是坐椅,可二人同坐。前部是两根较长的手柄杆,类似小平板车的两根车把,前面多一横档,成长方形的框。车夫在框内拉车,奔跑起来即使不小心被绊倒,也能有横档保护,不会跌到远处。
坐黄包车要比独轮车舒服得多,独轮车上的小木椅很矮,人坐在上面要曲着腿,时间长了两腿又酸又麻。黄包车的两个轮子是充气的橡胶轮胎,坐椅下面又有抗震弹簧,坐在上面感觉不到独轮车那样的颠簸。
仙女镇候客的黄包车几乎全部集中在今人民路与解放路的交叉口,每天早上车夫兢会在这个路口面朝北站成一堆,先到者站在前面,后到者只能排到后面去。他们不时朝着东、西、北三个方向张望,正北面的过街楼方向是张望的重点,居住在老街上要去扬州的人大都从这条路出来。张望者如发现来人有可能叫车上扬州,立即高声喊道:  “一!”稍后发现来客的人就依次向下报数;喊“一”者有优先拉客权,依次类推。喊叫的数字仅一次有效,若刚才被发现的这个行人并非需要黄包车,这次喊叫的数字则作废,需下一次发现来客时重新喊数排次。由于先到者站在前面,后来者如个头矮小,站到了后面难以发现有行人走来,也可以找些砖头垫在脚下张望。这种“高声报数法”能避免因抢生意发生争吵,是仙女镇黄包车夫的独创,也是当时街头一景。
黄包车夫生意并不怎么好,收入有限,也只能混个温饱。相比独轮车与毛驴,黄包车的资费要高一些,大多数人合不得乘,只有手头阔绰一些的人才经常乘坐。他们一是为了舒适,二是为了面子,觉得蜷着腿坐在独轮车矮木椅上有失身份,骑毛驴也不体面。大多数黄包车夫自己无车,都是到车行租的,晚上还车时必须向老板交租钱。
去扬州的土公路上还有不少步行者,那就是学生了,周六与周日下午尤其多。江都的第一所正规初中创办于1951年,在此之前,孩子们读中学一般都去扬州。那时大多数人家经济不宽裕,家长们供孩子读中学已经很感吃力了,虽然心疼孩子跑得辛苦,也还是合不得每周再在他们身上花路费。孩子们看到你跑他也跑,自己也就甘愿当起“两祭腿的驴子”了。在扬州上学的孩子有扬中的、有新华的、有美翰的,还有读师范的,他们星期六下午相约而回,星期日又结伴而去。那个时代买挎包、背包、提包要花不少钱,大多数同学从家出发都是用一块方布打个包袱头斜背在身上,里面放着换洗衣服和家中自制的干面烧饼、焦面等等,跑起路来听到“噔噔噔噔”的声响,两个小时略多一点的时间就到校了。
进扬州城还得在窿字街走过用三条船搭成的浮桥,过浮桥是收钱的。船老板对学生相对宽容,看到趁不注意溜过去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追讨。学生们一般都能混得过去,不需付钱,但口袋里也得准备一、二百圆(旧币,合新币一两分钱),以防船老板叫起真来索取。
扬仙之间土公路的最大特色是桥多且长,这几座长桥一直多灾多难,几经焚毁、炸断或洪水冲垮。距仙女镇最近的是江家桥与头道桥,桥板缺失多时也不添补,桥身晃动了也不加固桥桩,人走上去心就慌,真害怕汽车开过来时将桥身压垮落人河心。
万福桥的桥面是水泥的,民国军队败退时曾将中间的两截炸毁。在后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桥下面打上了木桩,桥面用木板铺着,与两头完好的水泥桥面比,显得很不结实,走在上面会发出“吱吱嗄嗄”的声音。遇到汽车开上来的时候,桥面摇晃,也叫人提心吊胆。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炸坏了扬州到仙女庙之间的桥梁,妄图阻拦人民军队的追击。1949年1月23日仙女庙解放,25日扬州解放,扬州至仙女庙的水路与陆路交通很快恢复畅通,旧貌换了新颜。(刘宏文)
 
 
江都县的道教和天丰教
 
江都县道教始于东汉。崇奉真人在宜陵镇建有崇真观,这是县境较早的道观。唐代崇尚道教,开元年间建真武庙。
自元朝起至清代,道教兴旺,兴建、重建官观,其中知名的有:元至正年间(1341-1368),道士王澹渊在邵伯镇建佑圣观;明天启初(1621),山东道士刘化芳在邵伯镇罗令祠旧址建玉皇阁;清乾隆年间(1736-1795),木商在仙女庙(今仙女镇)土山坝东侧建玉皇阁,光绪十五年(1889)重修;另有建于清朝的仙女庙大梵官、江家庙,邵伯镇三茅官,郭村元真观等。
民国以后,道教日趋衰落,信教人少,道徒也少。民国三十六年(1947)邵伯镇罗令堂住持余远朗发起组织江都县道教会,通过《江都县道教会章程》,有会员87人。
解放初期,道士大都还俗,参加生产劳动,1 957年全县有道徒22人,其中道士17人,道姑5人。1958年后,道观大都改作他用或因年久失修而毁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内已没有专门的道场和专业道士。
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后,法国传教士由扬州到江都县活动。光绪十二年(1886),丁伙镇建天主教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桥镇建天主教全能堂。
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前,法国传教士活动频繁。民国二十四年(1935),法国传教士徐慕第等人在仙女庙、邵伯镇等地传教,分别建立圣母始胎堂、圣依纳爵堂,抗日战争中教会停止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教会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扬州天主教会派英籍美国人陶亚国神甫来仙女庙主持教务。为了扩大教会影响,又创办道真小学堂,还设分校,有学生200多人。
解放后,天主教徒开展以“三自”  (自治、自养、自传)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1950年,道真小学改为七闸小学。神甫陶亚国因从事间谍活动,1955年被驱逐出国。1957年,全县有天主教徒55人,教堂先后作人民医院住院部和教师进修学校。1993年,县境已无天主教组织,仅有天主教教徒2人,参加扬州市天主教爱国会活动。(郑习据《江都县志》)
 
 
大小袁庄:教师庄与医牛庄
 
大小袁庄是大袁庄与小袁庄的合称,两庄一南一北,相距不足一里,且田壤相接,称为兄弟村庄。两庄在大桥、宜陵两镇之间,且与两地等距,均属吴桥镇。大袁庄在吴桥西南一里许,小袁庄在吴桥直西一公里,与众多苏中平原上的村庄相似,两村树木葱笼,翠竹依依,庄前小河流淌,一派秀丽田园风光。
这两个兄弟村庄,在传家立业上既相同又不同。相同之处为两村皆尊学重教,崇尚读书,以读书而立业;不同之处为大袁庄以读书而从教者多,世代以师相传;小袁庄则以读书而从医者多,世代以医相传。旧时,以读书之事为儒业,读书人为儒士、儒生。然医儒相通,很多读书人都通晓医道,而医者必先读书而后方能成为医家,故有“儒医”之说。
由此,以读书而立业的大小袁庄,也就成为一个源头,两个分支,各自分流,大袁庄成为教师庄,小袁庄成为医生庄。
大袁庄:教师庄
大袁庄从清末民初以来,从事教师职业的,若从清儒袁南宾设馆授徒算起,已有4代,业师者30余人,健在的有20多人,仍在岗的不下10人。以一个仅百余户的村庄来说,能有如此众多的“先生”  (旧时对老师的称谓),在吴桥或江都皆属罕见。
追溯大袁庄崇学重教风气的渊源,应归于乡儒袁南宾(1881-1956)的影响。南先生不入仕途,而选择了设坛授业的崇高事业,他与四个儿子,既为父子又是师生。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儿子们步乃父后尘都走上了求学从教之路,且皆成效卓著。长子袁汝谦,上海光夏高中毕业,成绩列上海市第三名,回乡后创办了大袁小学、小袁小学,又在邗江红桥从教,可惜英年早逝,去世时只41岁;二子袁汝咸毕业于芜湖农业学校,离校后先在江南搞测绘二年,后回乡教学,在宗院、合心、二姜小学和仙人中心校任职;三子袁玉峰,毕业于上海清来学院国学专科,解放前回乡创办“进化”等三所小学,解放后为卜东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后在多所完小及中心校任职;四子袁季常,虽初中毕业,但受其父影响,古文功底亦深厚,曾在万寿、卜东等小学教书,亦过早离世,才智未得发挥。
南先生的子辈算是近世大袁庄教师的第二代,同为第二代教师中,又有多人师从南先生。如杨叙斋,先在本庄家中设学,后长期受聘在扬州南留庄教私塾,曾任吴桥中心小学校长的杨家同即为其次子。此钋,还有后来也成为庄上私塾名师的张凤春。老师南先生在庄西边设塾授徒,学生张凤春在村东边设塾授课,师生并蒂花开,相映生辉。南先生的四个儿子也曾在大袁庄的周边村庄设塾授业,父子同在教坛执鞭,亦为趣事。
大袁村第二代教师中,有一乡间贫儒杨子丹(1906-1989),其斋名“天香书室”。他与南先生的儿子们是同辈人,早年在南京当店员,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攻陷南京后避难回乡,带回了全套木刻本《四书》、  《五经》及史书《纲鉴》与古诗、古文集,从此便开始毕生耕耘。他曾在自己家中设塾,书法家张月樵、教师张铭汉都是他的学生。
在第三代教师中,南先生的孙辈举足轻重,或为中学负责人,或为高级教师,均学有所成,教有所获。另有张月笙是张凤春的儿子,他完全接受塾师父亲的家教,有中文功底,从教几十年,其学生中出类拔萃者多之,在吴桥当属首屈一指。
小袁庄:医生庄
小袁庄的医生多而有名,且诊科齐全,内外、小儿、妇科、喉科都有,在方圆几十里素有盛名。
小袁庄的医生,主要有孙袁两姓,又以孙氏医家多,名气大。孙氏中医自六世祖起薪火相传,至今已历经六代,饮誉扬州以东。孙氏中医始祖为孙克继(1800-1865),原籍江都中闸乡,起初为读圣贤书的儒生设馆授业,此间得闲便研习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经典《内经》、  《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都一一研读,由是医术大进,医名遍传。清道光五年(1825)间,受小袁庄石氏聘为塾师.教授之余,兼行医道。因求医者日多,恐误人子弟,索性辞馆就医,仍寓居小袁庄。几年后,全家由中闸迁来小袁庄,开始了孙氏中医的源头。随着子孙繁衍,医学也代代相传,且医门林立,蔚为壮观。
孙克继以下,二代传人有思勉、思朗,三代传人有星伯、济川、墨林,四代传人有百川(字鉴溪)、步仙、芝秀、耀先、筱川等5人。这5人虽同为一个始祖,但分化演变,已各有所长。步仙长于治理肝胃病,芝秀调摄脾肾,耀先善治妇女经带,筱川善治小儿沙痘、积虫诸患,鉴溪则对温病伤寒、时感高热等症有丰富临床治疗经验,常能达到辨证准、用药当、收效快的效果。他们得到民众赞誉,日就诊病人竟达数百人次,成为小袁庄孙氏中医科的鼎盛时期。
孙氏中医的五代传人有纪九、锡之、贻伯、以珑、竹溪等5人,皆精通医理,负有声望,而以鉴溪之子竹溪医名最大,且业绩突出。
孙竹溪(1920-1987),又名珊、以珊。自幼就读私塾,继则从师诵学古文诗词。民国二十五年(1936)考入扬州专修学校。次年,日军侵占扬州,学校被迫解散,仍归乡里。民国二十七年(1938),上海青年文学院在泰县塘湾开设复兴办事处,孙氏参加函授学习。一年后获结业证书,矢志于医而受教于父。初则攻读厉代医学名著,探幽索微,悟其精髓,继则襄助诊务,洞察玄妙,求得要领。孙氏继承家学,强记博识,锐意进取,足以通达医理,辨治精当,未及而立之年,早已蜚声远近。
孙竹溪勤求古训,博彩众方,融合古今,通常达变,孜孜于临床。治疗温热病,注意区别新感、伏邪的异同,辨析卫气营血之深浅,立方遣药,井然有序。对于杂病,着眼于调理肝脾。其认为肝为藏血之脏,休阴用阳;实证非唯气滞,甚则化风化火,变化多端;虚证非单见肝脾俱伤而气血虚弱,且常导致肝肾两损而阴精耗伤。脾居中州,系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气血生化之源泉,为后天之本。故燮理肝脾,寓有深意。孙氏学验具丰,用药得心应手。遇有重症,辄用大剂,取效快捷,不使久延致正气溃败。世人每谓其喜用中剂,孙氏颇不尽以为然,屡屡告诫后学:“药用当而通,非药用重而通,当重则重,当轻则轻,如非认证准确,不可恣意妄投大剂。”
孙竹溪治学严谨,不尚空谈。所授课程,无不广征博引,精心书写备课笔记。为人诙谐,讲学语言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每常教诲门人后辈:读书必求甚解,临阵举一反三,不可株守成方。
孙竹溪在临床中遇有疑难复杂病例,必反复研究探讨,务求真谛,留有撰作,现尚可查核的有《二阳之病发心脾的体会》、《硝矾丸治疗黄疸病例的临床体验再稿》、《解语丸治愈脑炎后遗症病例》等13篇,其余在“文革”中散失。虽重新回忆整理,尚未付梓即辞世。
孙氏中医的家敦,以医术医德并重,不假医谋私,不假医猎财,对贫苦求医者免收诊金,对危重病人需立即出诊者,不论寒冬酷暑或半夜三更,都不得回避,违者按家法论处。孙氏中医也因此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医业历百年而不衰。
在小袁庄医生行列中,孙氏一族最是枝繁叶茂,各有千秋。除此之外,袁伯屏的喉科亦名闻遐迩,袁亚杰的外科也稍有小名。
袁伯屏( 1893-1947)作为吴桥一方的喉科医生,更是一位主持公道正义,济困救贫的大好人。方圆几十里内,他既与士绅地主广泛交往,又对贫苦人民施医合药,既不趋炎附势,也不仗势欺人,人们亲切称他为“大先生”。作为医学的专科,咽喉是人体的重要部位,咽喉疾病无论是红、肿、溃、痛,都很快使人米水难下,危在旦夕,很是凶险。袁伯屏能以其娴熟的针、刀、烙铁等外科手术,配合吹药、汤药,使病之危情解除。在此一方,喉科数他第一。
世事有兴衰,时代有迁变,小袁庄中医的鼎盛景象今已随岁月消逝,成为人们的记忆。(杨文蔚 孙园  正熙)
 
 
乔聚旧事
 
据《江都县志》记载,昔日东晋谢安出镇广陵,移驻步丘(邵伯),趁防务之闲经常四处游玩,为其妻妾在江都境内选址,先后建造昭关戚墅,滨湖邱墅,双沟周墅、桑墅,锦西彰墅,丁伙樊墅、乔墅等“七墅”。
古时,乔墅河南边有东岳庙及玉皇宫,后来河北也有了刘、陈、吴几家仓房财主。他们原在乔墅经商,有了钱就买田置产收租。久而久之,乔墅也就成了小小的集贸中心。
一条东西向的小涵河支流流经乔墅,东接丁沟、兴化、盐阜,西连邵伯、扬州,是一条水路要道,每天过往载货的拉纤帆船也不少。河上有一座四五尺宽的木板桥,南与对合街中间石板路相连,北通东西向的沿河一条街,构成丁字型街道。
乔墅交通不便,南下仙女庙,西去邵伯,东进丁家伙,都是乡间小路。有的地方甚至没有一条正路,人们经常要走河沿绕坟茔,遇到雨天一足此一滑真不好走。外地人来这里做生意,大多是走水路,桥东码头经常靠满了船。逢二月二集期,来来往往的船更多,船民基本都是以船代步,以船为家。
乔墅河北,茶馆有奚小堂,米行有石义宗、石义定俩兄弟,杂货店有“义泰源”,布店有管兆山,理发店有乔大,豆腐店数“大豆腐”、  “小豆腐”家最出名,南货要算“汪家”(人称他“汪家小五子”,名字却叫曹寿如)。濮思遂家药店由儿子濮承志打理生意,人们来药店买药,他还免费代医疮疖,膏药一贴就好。东头南河边有个澡堂子,老板是武连庆。有家烟侉子,卖的烟叶是从山东老家运来的,自刨旱烟自卖又便宜。陈国茂家榨油,油坊设在仓房大院内,糟坊在河北街上前店后作,自酿自售。
河南老街两边店靠店。江南张胖子家开协大祥绸缎庄,樊辣子家开布店,汪胖家开药店。谢大昌家米行有个老倪,是个量斛子好手,10担米经他手一进一出,能赚几斗米钱。李玉恒家犁头店过去没有翻砂,都是土模子,几代人做下来,技术早已炉火纯青,浇铸出来的犁头、犁耳脱熟好用,周围农民都上他家买。此外还有“豆腐鬼家”豆腐店、姚慎馀酱坊。酱坊大院子里有几十只大酱缸,外面一个招牌“酱”字写在一面白粉墙上,老远就能映人眼帘。河南河北的两家铁匠店一天到晚“叮叮当当”,给这个宁静的集镇增加了几分喧嚣。河北靠河边是卖鱼虾的场所,鱼行老板石修五、儿子石敬之,整日把秤杆扛在肩上,帮人家过秤。盐、兴、高、宝等下河地区用船运来茨菇、河藕、荸荠等,船就靠在岸边批发代打贩、设摊兼零售。逐有扬州、仙女庙的菜贩子挑来时鲜蔬菜叫卖,每天早上人哄哄的。肉案子数河南冷吕两家和河北贾老大家的生意好,一到夏天,案主紧着把肉早早卖出去,兜他兜你,甚至可以笑嘻嘻地赊给你,但日后来向你要钱了,又换了一副嘴脸。这真应了那句老话:“热肉好吃,冷债难还”。
河南茶馆有“三觑眼”和曹福庭家。他们卖的包子馅心里有皮冻,热包子一咬油汤淌淌的。附近乡村谁家纠纷吵架,都上乔墅茶馆拉台子请人排解,谁输谁请客会东。当时有个讼事詹子平,学过法律,嘴头子能说,专帮人家写讼词、诉状。他和几个能说会道有身份的人天天上茶馆,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邀,忙得很。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买嘱”者,无理一方也能变为有理一方。虽然红包比会东的钱要多几倍,但买回来的面子却比金钱更重要。
乔墅三、六、九逢集,四处来人摆摊做生意。逢集就有苗猪卖,离镇老远就能听见小猪的叫唤声。猪行老板设立了栅拦,专把卖家或猪贩子的苗猪放在隔好的猪栏内供人家挑选。猪价由当行的定,一手托两家。个个苗猪肚子吃得滚瓜溜圆,猪贩还说肯吃才肯长。猪食卖了猪价钱,买家明知吃亏,还是捏着鼻子挑饱肚子的苗猪买。
每年正月初五是财神日子。附近村庄大清早就有几条舞龙和几班颂麒麟的队伍,敲着锣鼓上乔墅来踩街。颂麒麟全说吉利话,前班刚走,后班又来,忙得商家不断掏腰包。舞龙的在大桥上舞,一个接着一个比赛着下桥戏水。过年清闲,四乡八邻来看的人很多,小镇上人山人海,炮仗、小鞭子放得烟雾雾的,热闹非凡。
到了乔墅二月二庙会的日子.河两边靠满了生意船。舞刀弄棒的、打拳玩杂技的、打马拾铜钱的马戏团,几天前就来圈地摆场子,争取多演几场多收入。夏布、纱货、农具、竹器、筛匾等从旱路运来,络绎不绝。二月初一下半夜,人们就可以听见卖东西的人起五更“吱吱嘎嘎”推着独轮车来赶集。集场上吃用玩什么东西都有得卖,伢子玩的泥娃娃、铜锣、手鼓、喇叭摇得“咚咚”响,吹得“呜啊哇”。猢狲这小东西真机灵,把只山羊当马骑,双爪抖动羊缰沿着人圈奔跑,俨然是个骑士。玩西洋景的也声嘶力竭地叫唤,喊得吵吵的。买的卖的人山人海,挤得路都走不动。有人家的远亲趁集期来会亲购物,一举两得。二月二乔墅集场要持续到傍晚,买的买到了,卖的卖空了,出多进少,潮水般的人流渐渐退了,拥挤不堪的小镇才慢慢松快、活泛起来……
解放后江都县政府曾在乔墅设过丁伙区、粮站、供销社,下辖丁伙、黎平、傅乔、樊墅等几个乡,那也是乔墅的鼎盛时期。乔墅大部分商家在农村都有土地,土改后大多回乡去种田务农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撤乡并镇,大桥两易,小涵河的流水早给治温顺了,也没了过往船只,乔墅早已面目全非。昔日曾让老板们引以为荣的外包皮大瓦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原址上建造的楼房、小别墅。通往仙女、邵伯、丁伙的几条乡间小道,早已扩建成混凝土大桥和四通八达的水泥路、柏油路。镇上水产摊、肉案子应有尽有,人们也能买到各种外来蔬菜。乔墅还是乔墅,却没了老乔墅的喧闹和味道。(剑鸣掘刘文同名文)
 
 
史说樊川古镇
 
樊川旧地,原属泰州西北隅招贤乡,故初名“招贤镇”。泰州北郊有北山寺,寺之西有招贤桥,桥之西北即为招贤乡(后该处有招贤大队)。在泰州西北,又有宁乡(即今之小纪镇),昔设官司一,名“宁乡司”。樊川的行民两政,亦属其兼管。
樊川在1日时即已改为三县管辖之地。三县者,即泰州、高邮、甘泉是也。泰州属地界(简称“泰界”)有四坊:从河东北圈门起,至黄大生巷止,为第一坊;黄大生巷南至关口,为第二坊;关口至泰山庙(即东岳庙),为第三坊;河西,南自青莲庵起,至马家巷北河边止,为第四坊。高邮属地界(简称“邮界”),南至关口河西起,北至关帝庙止。
甘泉属地界,本镇只有樊家垛一隅,缘于甘泉县属田亩至樊家垛止。樊川镇有河道三:一日关河(镇之东北有关河桥,距镇约十里),一日三阳河(通往昭阳、建阳、射阳,故名叫“三阳”),一日斜丰港(港岸有堤)。因此河形象“川”字,又以樊家垛樊姓居多,年代最久,故改名为“樊川”。樊汉者,系以高、泰、甘三县河汊为地界而得名。
樊川昔设有关卡,为三县收税之处(即三县河汊之交界地),故名“关口”(咸丰间设厘捐局于塘下,关口之关卡始撤销)。关口有石桥一座,名“通关桥”。初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建造。清雍正三年(1725)本镇大地主徐方东重建,桥名仍用“通关”二字,刻于桥门之上。此为樊川镇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镇之东南(距镇二里)有水陆律寺,建于唐之末年(907),为江南花山(高淳县)某寺之下院。该寺屋宇有百余间之多,为樊川诸庙之冠。山门正东,有三层楼,名“文昌楼“,又名”魁星阁“,每年重九为一般学子登高赋诗之处。大雄宝殿设有藏经楼,藏经5048卷。楼下为方丈室。院落有银杏两株,一雌一雄,高出楼层,粗有数围,雌者每秋结实,可达一、二百斤。寺之西院内有老柏一株,似龙形,传说均为唐宋时植。寺产有良田千余亩,庄园三四处,又仓房数处,实乃樊川豪门之一。
镇南有泰山庙(应称“东岳庙”)。正殿供奉东岳齐天大帝,殿之两旁有十殿阎罗王和二十四司。殿之前面有戏台一座,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七前,即演戏、迎神、赛会。
镇之西南有古十帝庙(简称“十帝庙”)。庙为唐代建造。正殿甬道前有戏台一座,每年亦在农忙前演戏若干日。庙东为天花府,神为痘神(相传为封神榜所述之痘神余德),封号为“护粮王”。每年亦三月二十七迎神出坛赛会。神殿设有吕祖大仙殿,病家求仙方者聚此,香火颇甚。
关口河西有武当行宫(简称为“真武庙”),正殿供奉北极真武大帝。庙亦唐代建造,庙之前后均有楼,后楼名“黄鹤楼”,终年关锁。
泰界一坊街后,有都天行官(简称“都天庙”),每年四月初六为集会之期。庙之东,为炎帝官,官殿对面有戏台。光绪十三年(1897)演九更天戏时,炎帝殿大楼倒塌,压死人甚多,受伤者亦众。由此该庙即禁演戏剧。而其它各庙,对九更天戏剧亦在禁演之列。庙之西,为地藏庵,其庵房屋虽不多,结构甚佳,花草树木亦颇雅致。此庵昔为大地主黄氏家庵,故黄氏家祠即傍此庵之西建造。
镇之极北有武夫子庙(简称“关帝庙”),又名“三侯庙”。殿之正中供奉关圣帝君,东西有韩信、萧何、张良等像,故又名“三侯殿”,亦唐代所建。在昔年五月十三,相传为帝君圣诞,亦迎神出会。清初该庙失慎,殿宇焚毁,雍正间重建。此后五月十三圣诞,即在本庙设供祀神,从此神驾不出坛关。庙之西有华严庵,为该庙僧侣诵经之处。
此外,尚有尼庵。镇南河西有青莲庵,为马姓家庵,系明代建造。泰界三坊有如意庵。清道光元年(1821),有徽州巨商鲍姓需并此庵地,创设典当,该庵遂迁至镇西(即泰界四坊)。因庵之正门西向,乃改名为“西方庵”。庵之对面(同十帝庙后身搭界处)有荷花池一座(大户黄氏避暑纳凉之所),池之中心有土埠,埠上昔建有亭台屋宇,并有曲桥通行往来。有茶社,名“亦乐”,为夏季游客品茗赏荷之所。深夜雾气如雨,故有“荷弛夜雨”之称。好事者传说:“昔时暑夜有人至荷花池纳凉,见有古装者八人聚于茶社内盘桓,随往视,已不见,故神其说似为八仙”。所以即将此后街改名为“八仙街”。泰界北一坊,有徐氏家庵,名“报恩庵”,系清初所建。镇之河西,万年桥南,有某氏家庵,名“长生庵”,光绪初年(1875)为大贾同兴沅南货业所购并。    樊川镇古桥多。泰山庙南有闸,名“延寿闸”,上置板桥,名“延寿桥”。泰山庙北汊河闸,建有木桥一座(原桥名已不详),后朽坏,光绪二十四年(1898)水陆寺重建,更名为“积善桥”。此桥桥基为赭红石,每块重约千斤,青灰叠砌,糯米汁浇灌,100多年来纹丝不动。桥门阔6米,便于船只交汇航行。桥宽6米,桥面铺设整段杉木,行人畅行无虞。泰界三坊至四坊(即河东至河西)有木桥3座,南名“通镇桥”;中名“稽家桥”(因桥之河西街稽姓为多,故名),光绪末年(1908)重建时改名为“采虹桥”;北名“马家桥”(因桥之河西即马家巷口,故名)。关口有通关桥(雍正时由官宦后裔徐姓重建)。桥尾有板桥一座,通往樊家垛,名“小稽家桥”  (系昔年樊家垛一规模较大稽姓烧饼店所建)。关口之北(泰界三坊)有砖桥,通邮界,名“福德桥”,又闻此桥昔为江姓所建,后人称为“江家桥”。黄大生巷口有砖桥,名“徐家桥”(系五大族之徐姓所建)。
泰界一坊有小型石桥一座,名“毓龄桥”(同治间客籍靳春阳氏独造)。此桥西两旁装以铁栏干,取其坚固,故咸称为“铁栏干桥”。北圈门口有砖桥一座,名“永善桥”(犬族黄氏造)。北圈门外有倒塘,名“板桥塘”,闻系洪武年间为洪水所冲击而成,河西面较阔,河底较深,此处亦为河道汊之处。邮界河南至河北建有大桥一座,河之两岸系用巨石垒成以御流,桥面用木板架成,桥顶有牌门3座,正中题“万年桥”3字(广称为“大桥”)。桥下之河塘名“板桥塘池”。镇尾关帝庙前,设有铁桥一座(桥名“汉宫”),通郑家厦,在乾嘉间被洪水冲坏。
樊川镇南郊泰界所辖东徐厦西头立有周氏贞节坊,不远处还有一座烈女坊。两座牌坊既高且大,很有气势。周氏贞节坊的白矾石额长约3尺,宽约1尺,厚约4寸,上镌有“百世流芳”4个楷书大字,字体硕大肥圆,笔锋肆意。此坊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奏请圣旨敕立,石额题字当为其所书。解放后该石额曾为樊川镇直属村村民周某所有,后不知去向。
樊川昔有五大地主,均为官僚之后裔,即滕、黄、葛、吕、徐,时称为“五大族”。滕姓名国桢,黄名岱,葛、吕名待考,徐名方东。滕氏宗祠在邮界中段(今之大会堂是其旧址)。黄氏宗祠在都天庙巷、地藏庵西(今尚有牌坊存在)。葛氏宗祠在三阳河街。吕氏宗祠在塘下沟字垛。徐氏宗祠在泰界三坊徐家巷。
太平天国时期,客籍避兵迁至樊川落户者甚众,尤以镇江人较多,同光间即有“本邦”(指樊川人)、“江邦”(指镇江人)之名称出现。是时人口计有万余,而拥有大资本者亦较多,故樊川商业大兴。典商有三:裕美典,俗称“西当典”,道光间本镇大地主黄岱所创。德成典,俗称“中当典”,同治初扬州大资本家李竹铭开设。谦德典,俗称“南当典”,道光元年(1821)徽州臣商鲍姓开办。该典光绪初年(1875)过户于嘶马王姓,乃更名“真庆”。油坊有五:百和坊,杨某所创。立成坊,扬州李竹铭创。同森坊,江南朱在东创。继又有同成坊、同昌坊。地方大户开设的槽坊,有黄裕兴、黄大生的“义和”,杨伯益的“顺沅和”等。绸缎、棉布、京广、洋货业的大店有:  “程广盛”、  “同兴太”、“德盛祥”、  “恒顺”、  “沉记”等,南北货业有“同兴沅”、  “沅太”、  “同众沅”等。各业除门市经营外,均兼营抄业和放乡账。小型商店有若干家,均就地批货。外埠来樊批购货物者,如永安、真武、丁沟、宜陵、南汇、小纪、临泽、三垛等,日夜不断。其它如钱庄、银楼、烛坊、碾坊、水产、八鲜、农具、炒货、酱园等行业各有若干家,茶馆、饭馆约二、三十家。来往各埠帮船云集,有通镇江、扬州、邵伯、真武、永安、小纪、泰州、仙女、宜陵、丁沟、汉留、东汇、八桥、三垛、临泽、界首、沙沟、兴化、高邮等之船只,计有七、八十艘之多。那时人烟稠密,市面繁荣,交通便利,故有“小小樊川赛扬州”之称。另设有武讯官一(即执讯讯官,俗称为“樊汉讯”),其他有绅董数人。又邮界设团练局一所,并招有乡勇一、二十人,竟日荷负弓箭刀枪,以壮声势。(姜正熙、黄炎庆据吴少余《樊川镇史料纪略》)